中日经济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军建，王 巍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410083）

摘要：在首届中日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暨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成立大会期间，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们以提交论文、学术研讨和座谈等多种形式，就当前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方面的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为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规制；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1-0059-06

2002年12月7日至9日，“首届中日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暨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成立大会”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亚细亚大学、国立千叶大学、千叶经济大学、独协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湖南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方正出版社等单位的60多位嘉宾和200多位与会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本次大会共收到中、日语专题论文27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日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的“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条文及其解释”，樱井雅夫教授的“东亚贸易投资自由化法的构成”，王为农教授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状及其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中日双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著、王度译“关于以欺诈为目的的信托及债权人享有的撤销权”，栗田诚教授著、张军建教授译“反垄断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和“日本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改革”等；具有代表性的汉语论文如漆多俊教授和陈云良研究员的“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王晓晔研究员的“入世催生中国反垄断法”，程信和教授的“中日经济法比较论纲”，徐士英教授的“反垄断法的‘日本化’及其借鉴意义”等。
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和北京大学刘瑞复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作了专题报告：日本国立千叶大学栗田诚教授作题为“日本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作题为“关于中国经济法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南大学王艳林教授作题为“晚近中国法发展之趋势”的报告；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作题为“关于中国信托法”的报告；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作题为“日本经济法学说略考”的报告；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陈云良研究员作题为“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的报告。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关于竞争法前沿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由中南大学许光耀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南京大学邵建东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徐士英教授、浙江大学王为农教授、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与中南大学经济法学科点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就国内外竞争法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座谈。
现将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经济法基础理论

本次大会上，学者们以中日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中日经济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程信和认为，（1）可以加强相互了解，从“互识”中求得“共识”，进而在经济交往中实行必要的法律协调，实为推进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之需要；（2）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法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既可以深刻认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必然趋势，又可以借鉴和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法制中的有益经验，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3）为了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国际商事、经济活动规范的相对统一化，开展此类比较研究亦有必要。对此，漆多俊、陈云良认为，对两国经济法立法及经济法学研究作一系统的比较，有利于两国经济法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法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中日经济法的相同之处，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两国政府都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两国高校都开设有经济法学这门课程，都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无论在统制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阶段，中、日两国都或多或少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即便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中、日两国政府不但都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而且还强调政府“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就中日经济法的不同之处，程信和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1）两国经济法体现截然不同的社会性质；（2）两国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3）两国经济法在内容上有着许多差异；（4）两国经济法发挥的社会作用亦不尽相同。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毕竟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的经济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1）日本的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而中国的经济法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至今还没有制定反垄断法。（2）日本的经济法形成了科学、严密的法律体系；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仅存在于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各种经济法法律、法规分散陈列，相互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3）日本形成了典型的、代表性的经济法执法机关，而中国则没有。（4）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政府机关广泛的市场规制权，但是中国的政府部门享有的这种权力远大于日本。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就开始了一系列有关“规制缓和”的改革，旨在把日本经济社会建设成为国际开放性的、立足于自我责任原则和市场原理的自由经济社会。对此，栗田诚指出，在对政府规制进行大规模缓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是否会对竞争条件产生影响，并且应从一个统一的立场出发就事前审查进行充分研讨。比如，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类研究会，以研究会之名公布研讨结果并提交议案，这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
日本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变化强烈地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周剑龙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法学说。以是否承认经济法学为独立的法律分科为标准，可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前者如社会法说、组织经济法说、经济统制或经济规制法说；后者主要是行政法学者和民商法学者主张。（2）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经济法学说，仍然承袭了战前的两大流派。（3）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法学说，可分为不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和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前者如国家干涉说、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立法说；后者如狭义、中义和广义的经济法说、竞争秩序维持说、市场机制保全和补充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信和指出，对中日经济法进行比较和借鉴可以得出四点启示：（1）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现代经济法发挥功能的主要表现；（2）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利用市场调节，也要利用计划等宏观手段调节，并应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此种经济运行机制；（3）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恰当处理企业面对的三大关系（国家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其它企业），并借助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和保障；（4）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际条件，并且配套地建立面向世界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虽然经济立法是一个泛化的称谓,并不具有特别指认(经济法)的意义，但是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法立法的趋向，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动态地研究经济法。总结中国1980年至2000年之间的经济立法，王艳林认为，它们呈现出三大趋势：（1）法律政策化。所谓法律政策化是指法律成为政策的基础，法律具有了政策的弹性和软约束力，法律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导向性十分明确的政策，政府的作用就是在法律政策性选择的框架中将政策完善、细化，增强其操作性。1979年之前的中国，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始终居于从属与陪衬地位，甚至被虚无化。面对政策的刚性，法学家们寄希望于将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从法律化（政策扩张）转而上升为法律（法律限定政策）。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展开，经济立法中出现了由政策扩大化转为法律扩大化，法律政策化的趋势逐步显露。（2）道德法律化。在中国普遍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规则，道德的谴责机制明显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机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面对道德失灵，立法机关作出的选择是将道德赋予法律的外衣，即道德法律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1款就是中国商业道德法律化进程的标志。道德法律化在司法实践中，亦得到了确立。（3）法律形式适格化。成文法的形式要求乃是公开和适格。中国法在1980年之前乃至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许多时候是不公开的（如事实上发挥着法之作用的政府红头文件一直是有密级的，阅读和传播的范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且经济立法中以法律草案的形式实际发挥法之作用的情况也相当多地存在着（如在税法领域就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政务公开的实行和中国加入WTO，法律的内容公开化和程序适格化问题已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国的经济立法在法律适格化过程中具备了真正的合法性。
中国经济立法趋势的背后也难免喜中带忧，王艳林指出，法律政策化和适格化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治理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已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在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行动指南。但是，法律政策化也使得法的不确定性加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政策化的结果是使法律变得空洞，缺乏规范性特征，使法律的实施和效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政策的细化。另外，法律政策化还使得法律有丢失强制执行效力的可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无“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是将法律的实施寄希望于政府的理性与德性，这不能不引起法律人的忧虑。
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有必要制定一部统领全局，起经济宪法作用，但并不局限于反垄断，重点是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济基本法。王为农则认为，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因而经济法不能超前立法，同时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
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取向，徐士英认为，不应局限于“地盘之争”，而应符合科学和法律发展的实际。市场秩序是公共产品，要靠大家来创造。政府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借助“行业自律”来维护市场秩序，同时社会监督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程信和认为，我们必须从国家、市场与法的关系入手，来考察经济法现象，经济法的实质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邵建东认为，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制度是共通的，中国在具体制度上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应注重“一般条款”和“高院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周剑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法应以竞争法为中心，中国没有必要等到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才来明确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法的概念及其定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为我们提倡经济法是竞争维持法的观点打下了基础。王为农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制定有关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一般规则已经显得非常必要，应该把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核心。
对于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程信和认为，与时俱进，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中国的经济法立法比日本的立法要多一层任务——规制政府权限，而不仅仅是赋予政府规制市场的权力，而且这还是当前中国经济法的首要任务。每部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某一专门行政部门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权，但却很少对政府行使行政规制权所引起的损害责任作实质性的规定，政府的市场规制权是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免责权。国有企业改革史几乎就是一部反行政干预的历史。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本质、性质、地位、体系等理论问题，王晓晔认为，（1）经济法是一种普遍的法律现象。只要国家存在，就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或者管理，而其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经济法则是人们主观的问题。把经济法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或者调控的法律，这只是说明了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经济法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出现的，这只是经济法学的开始，而不是经济法规范的开始。（2）经济法的本质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而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经济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调控经济的法律。（3）经济法不是公法更不是私法，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看，正因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类于公法或私法，人们才将其称为经济法。把经济法归于社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社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者减振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政策。（4）在中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它与其它法律部门也存在交叉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共同进行调整，从而越来越多地会出现这些部门的法律规范在相互交叉和冲突中执行和划分自己职能的情况。（5）对于中国经济法是否包括企业法、涉外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就企业法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法都不可能没有企业法，特别是在金融、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法中更是如此。涉外经济法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应作为经济法的专门制度来研究。不将社会保障法纳入经济法，既有利于强调它的社会功能，也可以避免经济法的体系和范围过于庞大。就经济法的整个体系而言，在性质上被视为经济法的各种法律、法规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法中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其次是一般经济法，又分为四个方面，即企业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涉外经济法；再次是特别经济法，即国家对某些特殊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
对于经济法的本位观，张军建、王巍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论证：（1）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以摩莱里、德萨米、蒲鲁东、边沁、狄骥、庞德、博登海默、耶林和卡多佐等先哲为代表的法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2）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目前，国内外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特殊性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即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维护和保障社会利益的法——社会本位之法。同时，经济法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运用社会调节方式，使传统的公法（行政法）和私法（民商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均衡。（3）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经济学上认为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保障经济稳定增长之法，其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社会学上认为以社会团体（“第三部门”）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壮大，使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凸显，经济法也就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化的基础上构筑起“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格局。

二、市场规制法

日本经济法的规制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权力性规制（或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或非强制性规制）两种。前者必须根据法律来执行，其方式主要有三种：（1）直接在刑罚上运用；（2）借助行政权来运用；（3）通过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来间接运用。后者不一定要借助国家强制力，其方式主要有两种：（1）国家以非强制性的私法手段干预经济；（2）国家以非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指导经济。栗田诚认为，日本的政府规制不但范围广，而且执行得也很强硬。但是，这些规制方式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非效率性，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自身的蓬勃发展，并造成革新性事业形态和事业开展的滞后。政府规制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规制目的和方法不协调，规制方法缺乏透明性和实效性，产业规制不合理等。日本政府推行的“规制改革”应强调“三位一体”：（1）缓和竞争限制性的规制；（2）完善竞争条件并构筑安全网络；（3）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严格执行。
在日本，垄断禁止法被称为“经济宪法”，经济法研究也大多是以垄断禁止法为核心的。回顾日本垄断禁止法的发展历程，徐士英认为，40多年来，该法从一个外来的、被动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政府自觉运用的、由本国内生力量调节的市场经济手段，这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初步为人接受并逐渐嵌入日本社会结构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相适应的“日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对此，中国至少有四点借鉴之处：（1）全面、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之功能。中国经济发展既有培育竞争机制的需要，又有产业重组和扩大规模效益的需要，应全面而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维护竞争机制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双重功能。（2）适宜的政策引导。中国把反垄断法移入本土时，也应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引导。（3）信息共享的机制。应通过立法咨询和事先报告、事后谈判的制度建立起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二者的充分交流。（4）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磨擦，加速其“中国化”的进程。
日本垄断禁止法的执行体制是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赋予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栗田诚认为，后者作为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必须加快建立垄断禁止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如果把日本现行垄断禁止法的执行机制加以概括，可大致分为：（1）行政执行＝竞争当局（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2）刑事执行＝由检察当局提起刑事公诉；（3）民事执行＝利害关系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其中行政性的制裁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刑事执行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而民事救济尚不完善。日本垄断禁止法对适用除外制度的运用，公正交易委员会应加以严格控制，同时也应对该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很多适用除外都规定在其它省厅执行的法令中，所以修改工作进展缓慢。但是，经过以1997年的“一揽子整理法”和1999年的“适用除外制度整理法”为根据的大幅度整理，垄断禁止法在各产业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终于确立下来。
对于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制，李国海认为，要想使中国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真正担负起执行的职责，就必须使其具有合理的基本架构。这种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保证：（1）以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基本特征为参照；（2）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关，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采取“委员会”制。
各国反垄断法对公司控股加以限制和禁止，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企业过度扩大规模，防止经济过度集中和产生垄断。沈乐平认为，日本的垄断禁止法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和严厉，具体表现为：（1）禁止控股公司；（2）规制股份保有；（3）限制大规模非金融公司持股；（4）限制金融公司持股。这些规定已成为日本垄断禁止法的一个创举。中国应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对母子公司产生的垄断问题采取必要的规制：（1）制定反垄断的标准（应包括一般标准和例外标准）；（2）建立公司收购与兼并的审批制度，当控股母公司的行为涉及垄断问题时，反垄断法理应对其进行限制；（3）对中国现有的企业法及公司法等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4）对中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充实和补充；（5）成立专门的执法机关或在原执法机关中增设反垄断机构；（6）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中国涉及反垄断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问题，王晓晔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2）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3）缺乏独立的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但是，中国反垄断法又迟迟不能出台，其阻力主要在于：（1）思想认识上的阻力；（2）行政垄断问题；（3）行业和政府的阻力。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反垄断立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 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2）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3）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另外，从短期看，垄断能够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垄断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和国家的经济短缺；更重要的是，垄断将会遏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根据2002年2月26日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反垄断法草案共有8章58条。王晓晔认为，这个草案在总体上是不错的。草案在实体法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关于行政垄断的内容，也有程序法的规定，并根据“效果原则”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草案也取消了对公用事业企业的豁免，取消了“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规定。但是，草案仍然存在着缺陷：（1）有关垄断协议：草案关于“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中没有关于纵向价格约束的内容；关于豁免卡特尔的规定中没有出口卡特尔；对订立违法卡特尔的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2）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方式中增加一个“拒绝互联互通”；关于禁止垄断高价中“一定时期内”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3）有关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申报没有具体标准，这使企业合并的控制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有必要明确指出兼并一定规模下的小企业不需要向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审查期（90天）太长了，最好分为两个阶段；“产生或者加强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等其它三种情况完全不必并列作为禁止合并的理由；关于撤销批准的规定在理论上不合理，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4）有关行政垄断：草案对行业垄断行为和其它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了不同规定，而且规定由违法者的上级机关处理行政垄断行为也是不合理的。（5）有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和程序：草案在执法机关和程序法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显得过于简单，既没有关于反垄断主管机关组织方面的规定，也没有这个机构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的程序；另外，法律还必须对执行反垄断法的地方性机构作出规定，而且应当合理划分全国性和地方性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管辖权；国务院反垄断主管机关应当有权向政府及其部门就完善和实施反垄断法提出建议和意见，并且应有权独立地行使职权和承担国家在竞争领域与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国家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施行了九年，如何评价这部法律，王为农认为，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下了明确的定义，这是立法者为了防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解释任意扩大而采取的不得已之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却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扩大了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对“不正当竞争”作出扩大解释，这很容易侵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另外，建议借鉴日、德等国对不正当竞争侵害行为的“制止请求权”制度，完善中国的竞争立法。
许光耀、王晓东认为，日本的消费者立法是以“消费者行政”为主导和主题的，其中管理性、行政授权性立法发达，民事性法规不起主要作用，产品责任法较为温和。《制造物责任法》（即“PL”法）是日本在保护消费者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该法虽然只有短短6条，却在“制造物”的定义、责任范围、赔偿原则和责任期限等方面具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但是，该法把制造物的生产者“无过失”专门规定为严格责任条件下的免责事由，这对于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利的。另外，日本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具有纲领性和对策指导性的特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具有一般权利义务的特征。因此，中国应汲取日本基本政策法的长处，从宏观角度加强政策指导性，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和效力就会更大。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笼统和粗糙，虽然确立了精神赔偿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只要证明产品确有瑕疵，不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损失，都应当给予赔偿。

三、宏观调控法及其它

本次大会收到了较多有关宏观调控法的论文，一些学者还就社会保障法、科技进步法、经济法诉讼、信托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关于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的理论，先有“后发优势论”，后有“市场失败论”，1992年又出现了“边际费用递减说”。以这三种理论为基础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产业政策——“追赶型”产业政策、“竞争型”产业政策和“先驱型”产业政策。张军建、欧阳白果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产业政策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中小企业最多而又最发达的国家，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立法，对中小企业采取促进、保护和扶植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企业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振兴”。一方面，对资金、技术占优势而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大企业，政府从政策上加以优待；另一方面，对大量的中小企业，也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以改变它们所处的不利地位。
日本农业政策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张军建、欧阳白果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1）农业现代化要把立足国内生产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机结合起来；（2）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业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3)坚持市场导向，适时调整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4)积极探索农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创新。
总结日本金融立法和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许光耀、李彬认为，中国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法制建设：（1）按照“渐进式”与“爆炸式”相结合的原则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的改革符合经济转轨时期资金缺乏、对金融稳定要求高、改革经验少等客观实际情况；但是，金融改革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过分强调稳定，就很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和进程，对于那些限制改革进程的“瓶颈”问题有必要进行“爆炸式”的改革。（2）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现阶段应主要抓好三项工作：首先，要逐步引进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作制度；其次，要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再次，要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第四，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3）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重视社会监督，随时注意社会反馈的信息，适时纠正改革的措施。
铁道部


关于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明晰产权、规范核算的若干规定
铁道部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要求，深化铁路改革，规范经营管理，建立多元经营新格局，做到运输业与多元经营“企业分设、财务分账、人员分开”，根据部《关于推进铁路运输企业多元经营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铁经〔1999〕
148号）、《铁路企业理顺产权关系的若干规定》（铁财〔1997〕79号）、《关于加快推进运输业主附分离和运输企业内部分立工作的意见》（铁劳卫〔2000〕41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企业分设
第一条 铁路运输企业（指铁路局、分局、广铁集团及下属各总公司，下同）投资设立的多元经营企业和在资产重组中纳入多元经营系统的企业，要与运输企业分离，并按国家规定依法注册登记，办理税务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第二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都要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各自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的经营业务要分开。
1．铁路客运、货运、行包运输等业务（铁道部另有规定的除外）和内设机务、车辆、工务、电务、水电等维修站段的运输企业的机车、车辆、线路、桥梁、隧道、涵洞的中、小修理业务，由运输企业承担。如能力不足需委托时，必须在具有法人资格和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中按招标条
件委托。
多元经营企业投资的双优列车、自备车、空调候车室等项目按铁道部规定执行。
2．铁路多种经营企业和资产重组后纳入多元经营体系的工附业单位、建筑业、生活后勤服务业等企业经营的业务，为多元经营企业的业务范围。发挥铁路整体网络优势的运输代理、旅游服务、广告、小件快运等业务，由铁路局、分局设立的多元经营企业统一组织经营，可以在站段设
立经营网点。

第二章 明晰产权
第四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要按部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明晰产权，界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明确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责权范围，建立规范的利润分配（含投资回报）制度。
第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要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理顺产权，建立起与多元经营企业间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1．铁路局投资（含局直管站段主办或参与投资）的多元经营企业，由铁路局与多元经营（集团）公司（或铁路局多元经营资产管理机构）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再由多元经营（集团）公司（或铁路局多元经营资产管理机构）与多元经营企业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2．铁路分局直接投资的多元经营企业和站段主办或参加投资的多元经营企业，由铁路分局与多元经营（集团）公司（或分局多元经营资产管理机构）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再由分局多元经营（集团）公司（或分局多元经营资产管理机构）与多元经营企业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3．站段已办的多元经营企业，应逐步纳入铁路局、分局多元经营（集团）公司，也可由铁路局、分局委托站段管理。委托方和被委托方要签订协议，明确站段对多元经营企业选择经营管理者、重大决策等责任、权利和义务。
4．对铁路运输企业、站段提供借款、贷款担保或者利用铁路的其他条件兴办的多元经营企业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界定为国有法人资本。
5．资产重组或改制纳入多元经营体系的单位，应按照财务司转发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手续的规定》（财监管〔1999〕69号）文件规定，根据相关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财务会计资料办理资产划拨手续，并及时建立新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6．理顺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后，按有关规定企业注册的资金不足时，投资者要补足应投入的资金，与被投资者签订规范的投资协议，并由被投资者向投资者出具出资证明。
第六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相互占用的资产按以下原则处理：
1．将资产由所有方划转给占用方，作为所有方对占用方的投资；
2．维持资产原有的所有权与占用关系不变，签订合同或协议，建立规范的租赁关系，占用方按规定向所有方支付使用费；
3．双方共同购建的资产应由双方协商，签订有效合同。确定一方为资产的所有者，另一方向对方提供借贷资金，或双方联合经营。

第三章 财务分账
第七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必须认真执行《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与主营业务相应的行业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会计核算，并按规定编报财务会计报告，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
第八条 多元经营企业要按规定设置财务会计机构，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规章制度。
1．企业应当根据《会计法》规定，设置财会机构，配备会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当委托有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或铁路运输企业财会机构代理记账。
2．实行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的企业集团公司，要加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财会工作的监督和控制，逐步实现集中统一的财务管理体制。
3．企业负责人要掌握本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成本费用开支范围等，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必须在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企业要建立健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重大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
第九条 多元经营企业要按规定向投资者报送财务会计报告。投资者对控股或者实质上拥有控股权的多元经营企业，要按规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不得隐瞒被投资单位的会计报表。投资者和多元经营企业不得人为调整铁路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企业会计报表的各项金额。
第十条 铁路局、分局多元经营企业主管部门要在同级财务会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统一汇总编报多元经营财务会计报告（包括新纳入多元经营体系的工附业单位、多种经营企业等）。铁路局的多元经营财务会计报告抄报铁道部多经管委会（铁道部直属企业和多种经营管理委员会）。
铁路局、分局将多元经营财务会计报告并入铁路运输业财务会计报告，全面反映经营成果。铁路局建筑业的财务会计报告报送渠道问题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铁路运输业与多元经营企业要严格划分收入范围（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其他企业使用本企业资产等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
1．多元经营企业从事与铁路运输有关系的经济业务时：
下列收入归属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取得的清算收入；铁路运输企业按照《铁路运输收入管理规程》的规定核收的运输收入；铁路运输企业对外经营（如外委代办工作）经济业务的收入；按照铁道部规定列铁路运输企业的关联收入；向多元经营企业提供产品、劳务取得的收入。

下列收入归属多元经营企业：多元经营企业投资购置或改造的优质优价旅客列车，按铁道部现行规定取得的加价收入；多元经营企业自备车提供给他人使用收取的使用费；从事运输代理业务取得的服务收入；经营承运前、到达后的延伸服务项目取得的服务费收入；装卸收入；受运输业
委托，完成各项修理、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向铁路运输企业提供产品、劳务按合同规定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取得的自筹资金所建货场的经营收入；按铁道部规定取得的其他收入。
2．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共同承担与运输业无关系的经济业务时，应当以经济合同的形式，明确各自的业务范围、承担的业务量和计价标准，据以计算各自的收入。
3．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之间相互销售商品（含修旧利废产品）、提供劳务及使用资产，应签订合同或协议，按照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或双方商定的计价标准，合理计算收入。
4．铁路运输企业实行主附分离，并重组到多元经营系统的生活后勤单位，为铁路运输企业提供的服务要签订合同，明确相互的经济关系，并合理清算收入。
第十二条 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都要严格实行全成本核算，完整计算成本费用。
1．多元经营企业从事与铁路运输业直接相关的经济业务时，其成本费用的列支必须执行《运输企业财务制度》，符合《铁路运输企业成本费用管理核算规程》规定的范围，包括编制内的职工和雇佣的临时工所发生的人工成本、材料、燃料、电力等直接费用和各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等。
2．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之间按合同相互提供劳务，使用劳务方应当依据合法原始凭证向提供劳务方提供劳务收入，其提供的劳务支出列入相关成本。
劳务费收入和支出的范围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按规定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失业保险金、职工工伤保险金、退休统筹金、职工住房公积金等。
3．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之间相互使用对方的房屋、场地、机器设备、办公设施等，要签订合同或协议，并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向对方收取使用费。
4．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之间相互占用对方的土地，必须符合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国家规定铁路用地需要支付土地使用费时，按占用比例支付土地使用费。
5．铁路运输企业与多元经营企业之间，对相互使用的煤、水、电、汽等要按表计量，并按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或水、电、汽管理部门制定的价格按使用量支付费用。没有分表计量的，必须安装计量表，暂时做不到的，要签订合同，合理负担费用。
第十三条 多元经营企业要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企业章程规定的顺序和比例分配利润，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
1．被没收的财物损失，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
2．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企业发生的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年度的利润弥补；下一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5年内用所得税前利润延续弥补。延续5年未弥补的亏损，用盈余公积和所得税后的利润弥补。
3．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法定公积金按照企业本年实现净利润的10％的比例提取。企业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已达注册资金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股份制企业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法定公益金按照企业本年实现净利润的5％～10％的比例提取。企业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于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建设，不得转化或变相转化为消费资金。
企业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企业亏损的，在依照上述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的利润弥补亏损。
4．向投资者分配利润。企业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依法进行分配。企业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以并入本年度向投资者分配。
多元经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未弥补完，不得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前，不得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在多元经营企业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多元经营企业。
第十四条 投资者在分配委托站段管理的多元经营企业的经济利益时，对国有法人资本依法获得的收益，原则上留给站段，以充分调动站段的积极性。
第十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要规范收取被投资企业的回报。多元经营企业要将应上缴的投资回报纳入利润分配计划，及时上缴。铁路运输企业要合理下达站段的成本、费用计划。双方不得相互转移收入、成本、费用、利润。

第四章 人员分开
第十六条 铁路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人员，要按从业岗位严格分开。凡列入多元经营系统的企业和单位（不含集体企业，下同）所属人员均为多元经营人员。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企业相互提供劳务时，人员隶属关系不变。
第十七条 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企业要规范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做到人员、岗位、劳动合同相一致。从事多元经营的人员应与所在多元经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铁路局、分局直属多元经营企业人员，与所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站段多种经营划入铁路局、分局直属多元经营企业的，其人
员应与所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委托站段管理的多元经营企业，其人员可由站段代管，同时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第十八条 运输企业应严格执行部关于控制职工总量的规定。多元经营企业新增人员原则上应从运输业人员中选聘，确需从社会招聘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时，应经局或分局劳动人事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运输企业和多元经营企业应严格按工效挂钩办法提取工资总额，不得在工效挂钩工资总额以外列支工资性支出。铁路运输企业要合理下达站段的挂钩指标基数和工资计划。
第二十条 运输企业和多元经营企业工资总额的支出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部的调控政策，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与经济效益的增长相适应，平均工资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
第二十一条 运输企业和多元经营企业相互提供劳务时，应按有关规定相互清算费用，双方人员不得直接在对方领取工资或劳务费。
第二十二条 运输企业在进行主附分离，资产重组，将分离单位整建制划入多元经营系统时，应相应调整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企业挂钩指标基数。
第二十三条 铁路运输企业和多元经营企业要建立、健全各自相应的劳动工资统计制度。按《劳动法》的要求，劳动用工统计以形成劳动关系为标志，工资分配统计必须与劳动用工统计相匹配，真实地反映各类不同单位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情况。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伪造
和篡改统计资料。劳动工资统计数据由劳动统计部门汇总上报。

第五章 经济监督
第二十四条 铁路运输企业、多元经营企业要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铁路运输有关规章制度和企业内部的各项制度，维护国家和投资者权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十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多元经营企业应当依照《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强化自我约束机制，认真执行本单位内部审计制度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加强日常财务会计监督和审计监督，规范经济行为。
第二十六条 各投资单位和多元经营主管部门可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对多元经营企业的监督。
1．对直属的多元经营企业可试行财务总监或会计负责人委派制度。财务总监或会计负责人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均由委派单位负责。
2．参照《铁路国有资本监管办法》（铁财〔1999〕45号）和《关于加强铁路国有资本监管工作的补充规定》（铁财〔2000〕45号），制定国有资本监管报告制度，加强对多元经营企业国有法人资本的监督、检查和评价。
3．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的通知》（中办发〔1999〕20号文件）及部有关规定，对多元经营企业法人实施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多元
经营企业的经营承包、财务收支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七条 各投资单位或多元经营企业主管部门要对多元经营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并有权对下列事项进行检查、监督。
1．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2．运输企业在主附分离过程中向多元经营企业划转、承包、出租、出售资产的合法性和计价的合理性。
第二十八条 多元经营企业应当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铁道部及投资单位的监督、检查。对多元经营企业各种违法违纪行为，铁道部和投资者及多元经营企业主管部门应按规定依法追究多元经营企业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和经济责任。

附件：铁路运输企业、多元经营企业明晰产权、规范核算账务处理若干规定
为明晰铁路运输业和多元经营企业产权、规范核算，对有关账务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理顺产权关系的账务处理
投资者与被投资者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处于控股地位或者实质上拥有控股权（对被投资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投资者，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其他投资者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1．投资者账务处理
（1）投资者以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评估时，如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投出资产账面净值，按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
税，贷记“固定资产”、“应交税金”等科目；按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投出资产账面净值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如果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投出资产账面净值，按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已提
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投出资产账面净值的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贷记“固定资产”、“应交税金”等科目。
（2）投资者以固定资产以外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如评估确认的投出资产的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按评估确认的价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按投出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贷记“原材料”、“无形资产
”、“应交税金”等科目；按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大于投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如果评估确认的投出资产的价值小于其账面价值，按评估确认的价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按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小于投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
“营业外支出”科目；按投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贷记“原材料”、“无形资产”、“应交税金”等科目。
（3）投资者以货币资金向其他单位投资时，按实际投出金额，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4）投资者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时，收到被投资企业分派利润的通知，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实际收到利润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
（5）投资者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时，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按分享或分担的被投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上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调整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者按应分享的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的份额，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投资者收到
被投资企业分配的投资收益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长期投资”科目。被投资企业发生净亏损，投资者按应分担的份额，借记“投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投资”科目。被投资企业发生亏损时，确认投资者应分担的份额，一般以长期投资科目账面价值减至零为限。
（6）投资者出售或收回投资，如收回固定资产，按确定的固定资产原价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记“累计折旧”科目，按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科目，按确定的固定资产净值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如收回为固
定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按实际收到的金额或确定的资产价值借记“银行存款”、“原材料”等科目，按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科目，按实际收到的金额或确定的资产价值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2．被投资者账务处理
被投资企业收到投资时，一般应作如下会计处理：投资者投入货币资金，应在实际收到或者存入被投资企业开户银行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投资者以实物投资的，应在办理实物转移手续时，借记有关资产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以无形资产投资（
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的，应按合同、协议或本企业章程规定，在移交有关凭证时，借记“无形资产”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多元经营企业如用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借记“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3．特殊情况的账务处理
过去铁路运输企业未进行投资，但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者利用铁路运输企业的其他条件兴办的多元经营企业，现在多元经营企业形成了实收资本、而铁路运输企业账面未反映长期投资时，建立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账务处理方法是：投资者以被投资的多元经营企业1999年12月3
1日财务会计报告上“实收资本”反映的铁路方实际数，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今后应当区别成本法或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不得随意变更投资额和权益额。
4．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科目和被投资者的“实收资本”科目均应当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科目应当按照不同的被投资者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科目应按照资本性质和投资者分别设置二级科目和三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具体方式如下：
二级科目的设置：按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外商资本设置。
三级科目的设置：除国家资本外，其他二级科目均应按投资者设置三级科目。
二、收入的账务处理
1．多元经营企业销售收入是指企业销售产品或者提供劳务等取得的收入，包括产品销售收入和其他销售收入。
2、企业一般于产品已经发出，劳务已经提供，同时收讫货款或者取得收取货款的凭据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3．多元经营企业在取得或确认各项营业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科目，贷记“营业收入”科目。
三、支出的账务处理
1．多元经营企业在进行成本费用支出的账务处理时，应当首先划清成本费用的界限：划清本期成本费用与下期成本费用的界限；划清本企业成本与其他企业成本的界限；划清应列入成本费用的支出与不应列入成本费用的支出；划清在产品成本与产成品成本的界限等。
2．多元经营企业在支付或确认成本费用时，借记：“营业成本”、“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原材料”、“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等科目。
四、收益分配的账务处理
多元经营企业进行收益分配时，需进行以下账务处理：用所得税前利润弥补亏损，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借记“盈余公积”科目，贷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转入”科目；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时，借记“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任意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科目，贷记“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科目；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时，借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应付利润”科目。



200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