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某的行为是侵占还是盗窃？

孙树林


案情：沈某携带衣物等包裹乘汽车回家，其中一皮包装有现金5000元、手机一部和身份证等物。途中，沈某下车换乘，即发觉皮包丢在原汽车座位上，沈立即租车追赶，并用他人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无人应答。追至B县终点站，沈某找到该汽车，驾驶员言明没有发现丢失的皮包，沈又借用驾驶员手机拨打自已的手机，仍无人应答。后沈某发现其手机的通话记录单有A县的电话号码，即向A县公安机关报警，沈某通过A县公安机关得知当日与自己同座的A县崔某拾得此包。在A县公安机关，崔某供述拾得此包，包内有现金5000元、手机、身份证等物，并通过A县公安机关返还了手机和身份证等物品，但现金5000元拒不交出。沈某无奈，以崔某犯有侵占罪向B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案如何定性存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崔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系民事违法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崔某由于没有合法的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一种不正当利益，应返还不当得利。第二种意见，崔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270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崔某的行为特征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第三种意见，崔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中，沈某将包遗忘在汽车上，虽然沈某失去对包的控制，但该包的控制权转移到车主或驾驶员身上，崔某明知是他人的皮包，乘车主或驾驶员不注意，将此包拿走，其取得方式应为秘密窃取，因而构成盗窃罪。此案应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试分析如下：
一、崔某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得利之前，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他财物的故意。崔某知道沈某下车时将皮包遗忘在座位上，手机在座位上发出响铃声，已经知道了是他人的皮包，在下车时将皮包拎走，因而崔某在取得该包之前，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的出现是由于受害人的疏忽、过错造成，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是被动的，而本案中崔某的行为却是主动拎包，不是被动接受皮包。因而，崔某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二、此案不构成侵占罪。侵占罪的实质是合法持有他人财物（或者至少没有采取犯罪方法持有）而变为非法占有的行为。最初取得财物的方式是合法的，是从合法向非法的一个转化过程。对于遗忘物而言，理论上存在着遗忘物与遗失物的争论问题，无论遗忘物与遗失物是否有区别，本案皮包所有人沈某将皮包遗置于汽车座位上忘记携带，随即能够准确回忆起来（实际上立即发现），并立即去寻找，该皮包当属遗忘物无争议。所谓侵占遗忘物，是指他人财物遗忘在行为人有权控制的范围之内，行为人将财物收管起来，拒不交出。其收管行为是合法的，不是非法手段，即具有持有的合法性，拒不交出，变成非法占有，因而构成侵占。而盗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不使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他人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最初取得财物方式是非法的。本案中，该皮包遗忘在车上，是一个特定场所，虽然沈某暂时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但该财物的控制义务转移到特定场所的车主或驾驶员身上，乘客崔某针对车主或驾驶员而言，是秘密窃取，其取得方式是非法的。如果本案中的汽车车主或驾驶员将该皮包收管而拒不交出，其取得方式是被动的、合法的，汽车或驾驶员可能构成侵占罪，而崔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
三、此案应定为盗窃。通过以上分析，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车主或驾驶员不知晓的情况下取了属于他们控制下的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持反对观点者认为，车主或驾驶员对他人遗忘在车上的钱包未形成持有、支配意识，不是皮包新的持有、控制人，乘客显然是以拾得心理而非盗窃故意而控制他人财物。笔者认为，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均有义务对其管理范围内的财物予以看管，其中必然包括他人的遗忘物，这也是特定场所对有关人员的职责要求，一旦他人遗忘的事实发生，他即具有义务去看管、控制，即是新的持有、控制人。比如，饭店老板对饭店内所有的财物，出租车司机对车内的财物等等。因此，车主或驾驶员对乘客遗忘的物品有义务予以保管。我们再通过拾得物品时，是否让车主、驾驶员、同车的他人知道，来分析一下乘客拾得物品的心理，如果是拾得心理，可以也应当公开让他人知晓，无人认领，应交给车主或驾驶员，以便他人寻找，车主或驾驶员如果不愿接收，放弃持有、控制，可以自己暂时代为保管，如果是想据为已有，其必然不让他人知晓，而采取秘密的方法，否则，车主或驾驶员一旦发现，主张将物品留在车上以便失主寻找，岂不达不到据为已有的目的？本案中的崔某正是知道一旦公开，车主或驾驶员就可能控制该包，而不能实现自己占有的目的，所以采取了不让他人知晓的方法。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崔某在取得该包时即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取了秘密手段，不是一个从合法持有向非法占有的转变过程。因而构成盗窃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供稿人：孙树林
单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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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
1992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1）粤法民申字第18号《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双方当事人讼争的饶平县黄岗镇竹篾街16号右之二房屋一间系余惠卿于1966年8月作为已有房产由其养子郑道瀛经手，以典价270元、典期8年，出典给郑松宽的，当时吴惠芳等人未提出异议。1982年4月，郑道瀛以3000元的价款（包括典价270元）将出典房屋卖断给典权人郑松宽。1984年余惠卿去世前，未提出异议。鉴于郑松宽善意、有偿买断承典房屋已事隔多年，郑道瀛等人翻悔卖断协议，要求赎回房屋的主张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