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影响合同效力及内容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一、何谓“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关于合同效力及遵循内容的规定，不包括地方法规和规章中相关规定。以前，各专业学者认为强制性规定应当包括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但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出台后，已经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从强制性规定中剔除。据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
　　1、强制性规定仅指法律、行政法规中具有某种情节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款。规章与地方法规的规定内容不在此列。
　　2、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各家理论上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已不在认定合同无效之列。
　　3、合同中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内容，人民法院当然依法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一般不认定无效，而是根据具体情形做出相应处理。
　　二、效力性强制规定的表现形式
　　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合同具有某种情节即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款是常见的，当合同具备了该情节后人民法院当然认定为无效合同。
　　（一）法律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
　　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九条：“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二）司法解释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例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期货经纪合同无效： （一）没有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主体资格而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 （二）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主体资格的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三）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例1：《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给权利人、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例2：《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四、担保的处理“行政机关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担保合同无效。”
　　三、管理性强制规定的表现形式
　　管理性禁止性规定禁止的往往是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问题,它与合同行为无关,相应的合同行为本身依然为法律所允许。还有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本身依然有效,不能履行所要承担的是违约责任等等，这在直面上看也是违法的。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关处理。
　　（一）法律规定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例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如果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中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被处罚。
　　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
　　新签订的劳动合同违反未约定劳动报酬的，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报酬标准执行。
　　（二）行政法规规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六条 “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除外）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49％。”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由原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商务主管部门撤销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如果合同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违法者被处罚。
　　四、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划分的意义
　　只有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才会认定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从订立的一开始就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往往是对违法的一方给予某种处罚或者责令做出某种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宣告合同无效。体现出了鼓励交易和尊重当事人在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宝贵精神。

保定律师张荣安

刑不上“精英”？
--------质疑在校大学生失足可以暂免起诉

辽宁大学法律硕士2001级 李振柱

《江南时报》消息：2003年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对南京某大学2000级计算机系学生王某涉嫌盗窃一案决定暂缓不起诉。浦口区检察院审查期间，深入学校了解到该生平时学习良好，还有5个月就将毕业。因一时糊涂，盗窃他人手机，触犯刑律。承办小组认为该生还有其可塑性，有挽救的可能。遂提出对该学生实行“暂缓不起诉”（应为“暂缓起诉”----笔者注）考察5个月的意见。
其“暂缓不起诉”的理由大致如下：
1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英人才。
2 该同学涉嫌犯罪完全是一念之差，按照校规、校纪，可能面临开除的窘境。
3 该生还可其可塑性，有挽救的可能。
4 如此“正确”处理，可以降低在校大学生犯罪率。
南京检方的这种做法已非首次，事实上，2002年曾震惊南京教育界的“307聚众斗殴案”中的11名15岁至17岁犯罪嫌疑人，就全部被该市玄武区检察院“暂缓不起诉” 。而且据说这一大胆尝试，还获得了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赞赏，称此案为“执法理念的一次创新”。目前，南京市已被列为全国“暂缓不起诉”试点城市。
或许该检察院的初衷是好的，认为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应该放这些“社会精英”一马，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于法于情，这种做法都难以让人接受。检察官不是医生，检察院也不是医院。笔者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本着对法律、对人民，更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对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的做法提出以下质疑。真的希望他们能给人们一个真正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说法。

质疑一 平等何在？

众所周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也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被明确规定在97新《刑法》中。然而，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对此案的处理给笔者的感受却是对这一原则的公然践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早已成为历史尘埃而遭现代文明所遗弃，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美国总统都险些锒铛入狱，何况我们所谓的“未来社会的精英”？如果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就可以暂缓起诉，那么科学家，企业家，教授，甚至政治家这些现实中的精英岂不更有资格享受如此礼遇？然而法律是神圣的，是应该被信仰并且被遵守的，绝不容许有人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中。一个在校大学生触犯刑律，我们可以为之惋惜，亦可以表现我们的同情。但是同情和惋惜却不足以成为权力滥用的充分理由。至于该生“有其可塑性，有挽救的可能”更不能说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如若依此观点，我认为任何过失犯罪都应该具有可塑性，都有挽救的可能。难道过失犯罪都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了吗？显然不可以。而我认为，在法治社会，个体必须对其行为负责。让失足的大学生受到应有的惩罚，将有助于刑罚的惩罚与教育功能的实现，而且更有助于规范所有大学生的行为，对于“降低在校大学生犯罪率”岂不更有效。总之，任何理由都无法打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质疑二 谁给你的权力？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3 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4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微罪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三）存疑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存疑不起诉也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裁量权。
据该检察院一位处理该案的检察人员称：他们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引用的就是《刑事诉讼法》的上诉规定。可是我们对照上诉规定就可以看出，该大学生的犯罪行为并不符合上诉任何一条。显然，南京检方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我国并没有“暂缓起诉”的规定。那么，此种做法究竟依据什么呢？事实上，“暂缓起诉”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早已存在。暂缓起诉又被称为附条件不起诉。然而“暂缓起诉”即使在德国也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根据《德国诉讼法》153条a规定，检察官可以要求被告人在一定的期限内选择（1）给付一定款项，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共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而且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要争得法官的同意。在此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153条a专门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在德国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此项规定依立法原意应适用于轻微犯罪，并且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如公益给付），但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轻微"及"公共利益"均无统一标准，导致实践中153条a的规定适用面较广，特别是涉及税案及经济犯罪中检察官常以此作出不起诉处理。德国国内一些人批评153条a的适用，认为这一条款使有钱人免受刑事追究，如著名网球明星格拉芙偷税案即适用了153条a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暂缓起诉”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南京检方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并且由于这种做法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被滥用的危险是很大的。绝对的权利容易导致腐败。

质疑三 有可操作性吗？

其实浦口区检察院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似乎再讨论这个问题已无必要。实际上，“可塑性”、“有挽救的可能”等概念本身就是很模糊的，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这样必然带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进而危及法制的统一。在这里，我并非要否定“暂缓起诉”制度，只是想表明在我国法治尚处幼稚阶段，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审慎对待，否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实事求是地讲，对涉嫌犯罪的大学生宣布暂缓起诉，也许可以用仁慈化解罪恶，但是，违背法律原则的做法却很可能在多数学生身上产生纵容的暗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实上，按照检察机关的决定，暂缓起诉的期限为五个月，那么五个月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说要给这个学生以机会，那就等于说不再追究责任，既然这样，何不适用法律，来个“不起诉”？如果说等其考试完之后再行追究，那这三个月的“暂缓起诉”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进一步说，你那五个月的考察期限又是从何而来，是否因为他还有五个月就要毕业？照此说来，一个大学一年级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要考察四年了？笑话，天大的笑话。

破坏一个制度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而构建一个制度却绝非易事。在举国上下为建设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之时，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却发出如此不和谐的音调。笔者的感受，绝非痛心所能形容。每一个追求民主、法治的中国人都有义务捍卫法律的尊严，呵护我们本来就很脆弱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