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意见》的通知

　　证监会计字[2000]75号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内各部门：
　　为完善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纲目兼备、层次清晰、易于操作、公平执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广泛征询各方面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关于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意见》，现予印发。请各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完善工作。

　　附件：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工作进度表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国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信息披露规范）建设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为按朱总理提出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八字方针，促进证券市场健康迅速发展，应集中精力，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本报告就此提出初步设想。报告由五部分组成：（1）现行体系；（2）改革设想；（3）近期任务；（4）长远规则；（5）组织实施。
　　一、现行体系
　　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存在各种不规范的情况。为此，在发展证券市场的过程中，我会一直相当重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工作。在主要借鉴美国和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现已初步形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规范，详见图表1。
　　图表1：我国上市公司现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
　　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虽尚处发展的初期，然而已在信息披露规范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们在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明细、可操作和公平执行的具体规范；透明度不高，有的规范已不执行，但未能出台新的规范替代，或者在实践中已有新的做法，却未形成规范对外公布，给人造成"黑箱操作"的印象；口头意见代法现象严重，法随人意，法随人变，造成了"政策多变"的错觉；部门立法，部门分割，有关措施缺乏照应或相互交叉，或存在遣漏和抵触现象；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没有适当分离，造成根据需要立法或执行的现象，随意性较大；形式不规范，体例不统一，编号不系统，给使用者造成很大不便。
　　二、改革设想
　　（一）目标
　　鉴于我国信息披露规范仍存在不少问题，集中精力，完善信息披露的规范已成当务之急。目标是形成一个公开透明、纲目兼备、层次清晰、易于操作、公平执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体系。
　　（二）体系设计
　　兼顾我国的实践和国际的经验，设计我国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如图表2所示：
　　图表2：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体系
　　1、《内容与格式准则》。我会迄今已颁布了8个《内容与格式准则》，内容涉及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报、中报、配股说明书等。这一类规范根据上市公司主要披露类型设计。已颁布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基本上与国际通行的规范是接轨的，因此将基本保留。完善这一类规范的任务包括根据市场发展制定或修订若干个准则；统一格式，尽可能删除临时性的规定；将律师验证笔录等定位过高的准则调入下一层次的规范等。
　　2、《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编报规则》）。《编报规则》有的涉及《内容与格式准则》在特殊行业如何运用，如金融、能源、房地产等行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特别规定；有的涉及《内容与格式准则》在特定环节中如何运用，如企业在改制上市、收购、兼并或大比例重组时如何编制模拟财务报告等；有些涉及《内容与格式准则》的具体化，如如何编制盈利预测资料等。此类规范目前最缺乏，亟需制定并颁布实施。
　　3、《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解答》（《规范解答》）。多年来，我会在监管工作中已就大量普遍存在的具体信息披露问题，形成了结论性意见，但一直未成文并公开。因此，经常出现监管者和监管对象在理解上的差异甚至对立。对这些意见，应逐步加以整理，形成正式的法规解释性文件，统一编号，公诸于众。
　　4、《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个案意见与案例分析》（《个案意见与案例分析》）。为逐步消除口头表达意见的种种弊端，建议我会今后在各项审核过程中尽可能采用书面表达意见的形式，公司征询意见会、发审委员会会议等均需有详细的记录。这些文件在保密一定时间后，应以适当方式公开。另一方面，我会每年要查处大量违规案件。但违规的具体事实、相关人员的具体责任、处罚决定的具体根据一直不公开。结果，警示作用不大，也不利于据此建立健全必要的规范，增强办案人员的能力，提高日常监管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逐步将本会查处的案件加以整理，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开。
　　以上规范都不设处罚条款，如果违反，则援引法律法规中有关虚假信息披露或者不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处罚。
　　此外，《实施细则》是我会在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时于1993年6月颁布的。其内容已更合理、更具体地反映在以后颁布的《公司法》、《证券法》、《内容与格式准则》和其他规范中，但考虑到其中有小部分内容难为其他法规取代，故作为仍有效的文件保留，但不作为新规范体系的一个层次。等经一、两年的努力，新规范体系初步形成，就整个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范作全面深入的检讨时，再决定是废除还是修订。
　　（三）立法程序
　　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工作由法律部和会计部总负责，其中法律部主要负责非财务会计信息为主的部分，会计部主要负责财务会计信息为主的部分。两部门每年应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征询发行部、上市部及会内外其他方面意见后，制定立法计划，报会领导批准后执行。每季还应召集本会业务部门及交易所等方面开会，以及时根据市场发展和监管需要，制定或修订必要的规范。
　　《内容与格式准则》由法律部和会计部组织制定，或由各职能部门草拟，法律部和会计部审核，报分管主席签批后，以证监会名义颁布。
　　《编报规则》和《规范解答》由法律部或者会计部草拟。对职能部门反映的问题，法律部或者会计部认为具有普遍性的，应当提出具体的解释。其中，非财务会计信息为主的文件由法律部草拟，会签会计部及相关职能部门，报分管主席签批后，以证监会名义公布；财务会计信息为主的文件由会计部草拟，会签法律部及相关职能部门，报分管主席签批后，以证监会名义公布。
　　《个案意见与案例分析》由各部门完成并存档，然后按规定在适当时候公开。
　　（四）格式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各层次的规范均应统一格式，统一编号，形成系列，以利贯彻执行。
　　《内容与格式准则》和《编报规则》作为规范性文件，应按《立法法》的规定，根据其内容，分"章"、"节"、"条"、"款"和"项"等；《规范解答》作为法规解释，应包括问题、主旨、涉及的法规、具体情形简介、意见等部分。《个案意见》应包括主题、时间、地点、问题、意见、参加者及签名等；《案例分析》包括个案情况、个案涉及的法律关系、违规事实及相关人员责任、处罚决定及依据等。
　　三、近期任务
　　针对市场发展需要及近年来本会遇到的主要问题，亟需制定或修订的规范如下：
　　(一)创业企业信息披露规范
　　由于创业板公司上市条件比主板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创业板信息披露规范，现虽已拟定出征求意见稿，但仍待进一步完善、颁布。
　　(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准则
　　现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准则是96年制定，97年1月1日颁布的。此后，我国证券市场在各个方面都已发生巨大变化，此准则的许多内容已过时，亟需修订。
　　(三)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我会正根据《证券法》，制定上市公司收购规则。与此相配套，需制定若干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包括收购人持股报告、要约收购报告、要约收购被收购公司报告等，以规范此方面的实务，并利用上市公司收购，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发展。
　　(四)发行上市时模拟资料的编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以原企业部分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损益剥离改制而成，改制前财务报告以该架构在此间己经存在为前提模拟编制。由于对模拟的基础、方法、条件等没有任何正式公开的规范，各公司模拟报告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既可能误导投资者，也给我会监管带来困难，还对案件查处造成很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尽快为发行上市时模拟资料的编制制定规范。
　　(五)收购、兼并或大比例重组时模拟资料的编制
　　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和重组是证券市场充满活力的动力之一。虽然本会已对上市公司发生收购、兼并和重组行为时如何进行信息披露作出一些规定，但还远不能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大量问题悬而未决。比如上市公司在发生收购、兼并和重组行为前后，公司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司的经营业务和获利能力肯定完全不一样，如何将前后不一的信息披露给投资者一直未有定论。因此，应参照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为上市公司发生收购、兼并和重组行为时模拟资料的编制制定具体、明确的规范。
　　（六）上市公司首次定期报告的编制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后，公司要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公布中报、年报等。但对于首次上市公司来说，上市时已经充分披露最近一期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上市后是否需要按照年报准则或中报准则进行披露？如何披露？由于没有成文的规定，上市公司首次定期报告的质量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甚至成为操纵上市后几年财务数据的起点。为此，有必要为上市公司首次定期报告制定规范。
　　（七）盈利预测资料的编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发股票时的盈利预测是投资者决策和本会审批的依据之一。目前公司的盈利预测是建立在各种假设条件下的，如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公司适用的税收制度、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无重大变动等。而事实上，这些假设在一定时间内很难保持不变，结果，盈利预测的可靠性和决策有用性就大打折扣。个别公司一发行便"跳水"已引起公愤。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盈利预测编报的规范，包括允许采用弹性编制方法，以使盈利预测更可靠和有用。
　　（八）其他具体问题
　　亟需完成的项目还有上市公司如何弥补亏损、如何计算关键财务比率等。
　　四、长远规划
　　本设想经一、两年的努力完成后，应就整个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范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并形成改进意见，以使信息披露规范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证券市场的健康迅速发展，为证券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为完成以上短期和长远规划，本会可考虑从国外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聘请高质量的专家，担任本会首席会计师、首席律师等的助理或技术顾问。也可考虑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申请专项贷款或赠款，用于信息披露规范的建立与健全工作，包括组织专题研究，聘请国外或境外专家，选派工作人员出国培训、订购国外相关资料等。
　　五、组织实施
　　为做好完善信息披露规范的工作，应注意如下各点：
　　1、在内容上，(1)要逐步形成信息披露的基本观念与原则，如如何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简单与详尽的关系、法定最低披露义务与自愿披露责任的关系、市场需求信息与监管需求信息的关系等；(2)要尽可能兼顾国际惯例与我国国情；(3)要尽可能形成比较明显的层次；(4)要尽可能将必要的规范纳入体系内，尽可能不再以临时性通知等形式规定实质性规范内容；(5)要不贪求数量与速度。
　　2、在形式上，(1)要以立法法为基本指导；(2)要在结构、体例、措词等方面尽可能保持统一格调。
　　3、在操作上，(1)要保持会内各部门协调一致，密切配合；(2)要处理好与财政部、中注协等相关部门的关系；(3)要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
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之探讨

程明


摘　要

　　一则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赔钱减刑”的争论。基于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法院根据犯罪人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其悔罪的一种事实情节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实践。本文认为如果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不但于法有据、合乎法理、还具有相当的现实必要性。如果对这项制度进行必要的完善和限制之后，则其不失为一次顺应司法改革潮流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刑事赔偿 量刑 法定情节


　　2007年1月31日,新浪网的新闻栏目转载了《北京晨报(网络版) 》一则源自《羊城晚报》的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案情大致内容是:“一名抢劫杀人犯伏法认罪，其亲属赔偿给受害人五万元人民币，在受害人家属接受后，以此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判处该犯罪人死缓”，报道还说,近期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在30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
　　此报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赔钱减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赔偿被害人损失是被告人积极悔罪的一种表现,酌情从轻处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对被害人也一种利益保护；也有人认为“赔钱减刑” 是“为富人发放作恶许可证”、“古代议罪银制度翻版”、“法律打折”等等。诚然，在现有制度下施行“赔钱减刑”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赔钱减刑”不但有法可依，而且很有必要将刑事赔偿作为对被告人的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当然在适用时，应该明确其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不但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潮流，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刑事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律依据
　　在目前我国的法律及司法政策下，刑事赔偿只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1．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有关于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的量刑情节规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法官可依据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裁判具体刑罚，虽然酌定量刑情节不是刑罚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于量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犯罪的手段; (2)犯罪的侵害对象; (3)犯罪造成的损害结果; (4)犯罪的时间、地点; (5)犯罪的动机; (6)犯罪后的态度; (7)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 其中,犯罪后的态度不仅仅是对犯罪事实的供认或者对犯罪行为表示忏悔之后的痛改前非之决心,更要看犯罪行为人有无在其能力范围内积极补救犯罪后果的行为表现。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等行为,既是积极悔罪的表现,也是减轻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一个方面。因此,有人把犯罪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能够退赃、赔偿、取得被害人原谅等事实界定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罪后情节。
2．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 年12 月19 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 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发布的于2003 年3 月14 日试行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稿中第9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这些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与赔偿行为都予以肯定，明确规定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此可见，多年前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肯定了适用“赔钱减刑”的合理性。
3．刑事司法政策的规定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目的的极刑。随着社会的发展，限制死刑已成为世界的共识，甚至在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已经成为现实。在我国，保留死刑是国家的一贯政策，但随着司法的发展，我国已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并且本着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限制死刑。除非严重威胁国家、公共、公民安全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一般不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普通犯罪，通过“赔钱减刑”的疏导，可促进被告人及其有条件的亲属主动积极赔偿，以获宽待，这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均衡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
　　其实,把附带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并不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甚至是作为法定量刑来考虑。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条(普通减刑情节)之6)规定:在审判前,通过赔偿损失或者在可能情况下通过返还,完全弥补损害的；或者,在审判前并且在第56条最后一款规定的情况之外采取措施自动地和有效地消除或减轻犯罪的损害或危险后果的。 又如,《德国刑法典》第46条(量刑基本原则)之(2)要求,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行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 ⋯⋯行为人的态度,尤其是行为人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其第46条a (行为人与被害人和解、损害赔偿)又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或者,如果科处的刑罚不超过1年自由刑或不超过360单位日额金之罚金刑的,则免除其刑罚: (1)行为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行为人与被害人和解) ,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全部或大部予以补偿或认真致力于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或(2)在行为人可以自主决定对损害进行补偿或者不补偿的情况下,他对被害人的损害进行全部或大部分补偿。 在立法上有类似规定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我国有台湾地区等等。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利弊分析
（一）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积极影响
1、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特殊预防是指通过惩罚犯罪将罪犯改造成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一般预防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警告、威慑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犯罪；二是教育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三是安抚被害人，防止其进行私人报复或走上违法犯罪自我救济道路。由此可见，安抚被害人是我国刑罚一般预防目的之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刑事犯罪受到伤害，需要慰藉和救济，这种伤害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有些需要物质补偿，有些需要精神抚慰，二者不能截然分离和替代。而大多数被告人不愿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即使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也绝大部分难以执行。一些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走上违法犯罪的自我救济道路。相反如果能将刑事赔偿与被告人的量刑紧密联系起来，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话，由于关系到被告人的服刑期限和适用的刑种，相信绝大多数被告人或其家庭都会尽力筹集资金来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使被害人的情绪得到平息，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我国刑罚安抚被害人目的的实现。此外，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对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轻处罚，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工作的必然要求和逻辑起点，也完全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促进被犯罪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有效修复。在刑事犯罪中,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是深重的。特别是被害人,其遭受的身心痛苦往往难以言表。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被害人消除愤怒,如果同时能通过附带民事赔偿而直接受益则更能使被害人得到某种慰籍。虽然金钱不是化解精神创伤的灵丹妙药,但因为赔偿有助于缓解被害人的物质困难或者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被害人的痛苦将会相应减轻,受伤的心理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对社会安全的不信任甚至于仇视的心理也将有效释放。如果可以组织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或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还能直面听取犯罪人的悔罪心声,犯罪人也更容易因此而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不但可以预防犯罪人因受到刑罚而二次加害于被害人,而且被害人也不至于因仇恨和报复而产生逆变。与此同时,犯罪行为人在履行其民事赔偿义务时,也更深刻、更直接地体会到其所作所为给被是以害人、社会及自己的家人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而促使其深刻悔罪、改恶从善,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及和谐。
3、顺应刑罚轻缓化和个别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社会的刑法应是具有人性底蕴的,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 也是构成刑法的三大支点。” 为了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所谓刑罚轻缓化即轻刑罚化,是指通过以相对较轻的刑罚对付和应付犯罪,以及倡导以尽可能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 它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情结。当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后,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质是对犯罪人积极悔罪的一种公平刑罚待遇。特别是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或者未成年犯,如果没有其他应当从重的法定情节,主动、足额的民事赔偿更有可能使其减轻甚至是免除刑罚。即使是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如果社会影响并不特别恶劣,积极、充分的民事赔偿而获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一定程度谅解,也可能酌情判为死缓,这也有效减少了死刑的适用。在另一方面,不同案件的犯罪人对待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法院在量刑时将积极、主动赔偿者与漠视被害人损失、甚至竭力逃避责任承担者区别对待,也是刑罚个别化的体现,有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为刑罚个别化的本质含义就是刑罚的规定和适用要根据并针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以有效地惩罚和预防犯罪。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消极影响
1、掌握失度易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应当做到“定罪公正、量刑公正和行刑公正”。 不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犯了罪，都必须依据其犯罪事实及后果用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予以定罪量刑。把被告人应当对受害人所作的赔偿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从个案角度看，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对于因经济困难确实无力赔偿的被告人而言，这样一个从轻处罚的机会就无法取得，被告人也就无法在刑事审判中得到同等对待，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如果审判人员随意甚至无限制地将民事赔偿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条件,容易导致事实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
2、适用不当可能会降低刑罚的社会威慑作用。犯罪人通过民事赔偿就有可能从死刑减至死缓,或者由重判转为轻刑。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有钱人不怕犯罪,即使犯了罪也可以通过赔钱方式而获得较的刑罚,从而降低刑罚的社会威慑作用。 同时也会让审判的天平倒向了金钱，被告人是否有钱成为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因素，使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玷污了法律尊严，“赔钱减刑”给司法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虽然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存在如上弊端，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同时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也是可以避免这些弊端。

三、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合理性分析
（一）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价值分析
1．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社会整体公正的实现
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之所以存在弊端，主要疑问就是其会不会导致司法的不公正。比如，犯同样罪行的人，因本人或家庭经济能力不同，其赔偿能力有所不同，最终会导致因酌定量刑情节上的考虑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不可否认，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可能出现以上弊端，但其并不绝对影响司法公正。在当今利益极其复杂化的社会，公正不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感报复，对犯罪人有条件地予以宽刑，虽然涉及了“钱”这个敏感的因素，但不可谓不公正；同样，单纯从报复、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出发，对无力解决被害方的经济赔偿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真正的公正。因此，公正是相对的。当犯罪人依法被定罪处罚时，对国家、被害人、被告人来讲都是公正的。然而现实中大部分犯罪人都相对穷困，无力偿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高额赔偿，此时对于得不到赔偿的被害方而言，公正并没有完全实现，某种程度讲，甚至是一种不公正。一般情况下，被害方从被告方处无法得到恢复的经济利益应当由国家来帮助解决，但我国尚未确立完善的补偿制度，被告方的赔偿恰好能解此燃眉之急。不过，被告方的赔偿通常包含能够减轻刑罚的期望，他们期望通过被告人的忏悔以及积极的赔偿，能够获得被害方的原谅，从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法院应当允许、并主动促成这种协调。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是在对犯罪人处刑的公正和对被害方民事赔偿的公正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不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容许的底线的情况下，实实在在解决一些被害人的生存需要并且换回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给与各方一个相对的公正。
2．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司法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司法的目的正由报应性转向恢复性。刑罚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除了报复、惩罚犯罪人，更应该是恢复社会秩序，即所谓的恢复性司法。也正因如此，刑事和解的制度才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今司法改革的潮流。广东东莞中院的“赔钱减刑”也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有益尝试，其适用减轻了犯罪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恢复。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可行性分析
　　第一, 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具有司法解释依据。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刑法没有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 但有关司法解释已有对于已经给予刑事赔偿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强调指出, “……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 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 促进社会和谐。”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笔者认为, 这一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即被告人对民事责任承担的情况,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幅度。笔者相信, 如果刑法典能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则对司法实践会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第二, 国外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立法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从其他国家刑事法律规定来看, 很多国家都将刑事损害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法定情节。如《德国刑法典》规定, 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其行为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补偿, 或者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 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部或大部分得到实现的, 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 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规定: 必须按照犯罪的责任量定刑罚, 在适用刑罚时, 要考虑犯人的年龄、性格、经历及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及社会影响、犯罪后犯人的态度及其他情况, 必须以有益于犯罪的抑制和犯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其中, 犯罪后的态度主要是指是否悔悟、是否努力赔偿损害和减轻其他实害。 意大利1921年刑法规定, 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和条件。前苏联刑法纲要规定, 犯罪人自愿赔偿损失或消除造成的损害, 是减轻责任的情节之一。 笔者认为, 国外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立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第三, 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从法学理论层面来看, 许多法学专家或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已经认同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这一观点。如陈光中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中第20条提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 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 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 在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确需提起公诉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对属于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和解, 及时化解矛盾, 依法从宽处理。此外, 全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也相继联合出台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 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的, 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如2007年7月云南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规定, 法院在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 对于被告人真诚悔罪, 积极履行损害赔偿义务,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应当将此情形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予以考虑。笔者认为, 鉴于实践中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已将刑事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法定情节, 与其听任其自发存在和发展, 不如在刑法上明确规定, 以达到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目的。

四、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之制度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一方面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 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的减轻, 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此外, 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 行为人没有继续犯罪的动向, 可以对他施加相对较轻的刑事处罚。既然赔偿损失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那么在法理上, 赔偿损失就应该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从轻情节。因此, 笔者建议将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情节的关系由酌定情节提升为法定情节。具体来说，在法律制度上可以做如下构建：
(一)将刑事赔偿从司法政策上升为明确的法定量刑情节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各地的法院基本上都是结合案情实际,酌情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民事损失的情况纳入量刑考虑。对主动、充分赔偿被害人损失的,一般视为犯罪人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只要案件中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通常会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先后多个司法解释文件和相关审判政策也都非常明确地为这一做法提供依据。之所以公众不能理解其中的法理依据和社会意义,主要是中国没有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将它予以明文规定。审判依据的不透明、不公开,自然容易导致公众对判决结果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毕竟司法解释和审判政策在法律效力上始终从属于国家的法律。目前,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只是归类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其实,赔偿的积极行动与一般性的语言忏悔或惋惜的面部表情并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能将赔偿损失的情况单独确定为一种事实情节并且上升至法律规定,援引它作出的刑事判决必将增加其权威性。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可以引导犯罪已成既定事实的犯罪人积极补救其行为后果,进而悔改自新。当然,由于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因为赔偿民事损失而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律也只能以“可以”的立法表述形式作出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的案件范围和程序,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进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