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侵占罪立法

黄乔稳


【摘 要】 侵占罪是我国新修订的刑法典中增设的一个罪名，是以不法取得不属于所有者占有的他人财物为内容的犯罪。我国对侵占罪规定是有着深厚法律文化根基的，战国时期的刑法中就有侵占罪罪状的规定，并在清朝的《大清新刑律》中明确了其罪名。本文运用刑法学理论及对古代侵占罪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古代侵占罪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概述了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产生和历史沿革，阐述了古代侵占罪的认定与处罚原则，归纳了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一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侵占罪规定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不仅对构建中国古代侵占罪研究的理论体系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全面正确理解和加强我国刑法关于侵占罪的规定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侵占罪； 立法沿革； 唐律

引言

侵占罪作为一种财产性犯罪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伴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及财产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财产私有制是侵占罪产生的必要前提。最初的侵占罪只是简单地表现为拾得他人财物拒不返还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保管、借贷等法律关系，因而侵占罪也就不再仅仅表现为对遗失物的侵占了。纵观侵占罪立法的发展史，其产生和发展是与一定社会形态的财产关系及其复杂程度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当前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因而对侵占行为也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270条对侵占财产行为已经作为侵占罪处理，但就其规定还是相对简单。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侵占罪概念的界定，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产生和历史沿革、认定和处罚原则作一些探讨，进而对侵占罪立法作总结性的思考和分析，从而对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建议。这将有利于准确适用刑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指导刑事司法活动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侵占罪概念界定

侵占罪在我国刑法史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就是在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的规定中也没有使用“侵占”一词。因而在确定侵占罪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侵占”一词进行分析，因为“侵占”是侵占罪罪名中的关键词，它代表了侵占罪的主要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侵占”的解释是：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二者所说的侵占的含义都是广义的，所指的是侵犯财产，包括盗窃、诈骗、贪污、抢夺等各种财产犯罪，还包括侵犯财产的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各种利用职务的行政渎职行为。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上述行为所触犯的罪名是侵占罪。由此，侵占罪的概念可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交出的行为。由此可见，这里的侵占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它是指盗窃、诈骗、贪污、抢夺之外的侵犯财产的一种特定犯罪行为方式。那么，古代的侵占罪概念是否与此相同呢？
中国古代刑法形成最早，刑法制度最为发达，刑法观念最为丰富，故而刑事法制是中国古代法制最为重要的方面[1]。在中国古代独立罪名体系发展过程中，早期的罪名体系是《法经》所确立的以盗贼为中心的罪名体系，这种罪名体系在后来的秦律及汉律中一直被沿用下来。《法经》中关于贼盗律的规定，其“拾遗”是指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就是当时的侵占行为。秦朝的侵占是指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然而，唐朝却明确将遗失物、埋藏物作为侵占罪犯罪对象加以规定，将“持有对他人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逾期不还、故意错认为己有的行为[2]”称为侵占行为。当时，有侵占遗失物、埋藏物、代管物的相关规定。清末的《大清新刑律》中，其分则第34章中将侵占罪作为类罪加以明确，并在第34章中的第370条、第371条、第372条中将“侵占”二字明确作为罪名用语予以规定。并把侵占罪定义为：“侵占他人依共有权、质权、及其他物权或公署之命令而善意所管有之自己共有物或所有物的行为[3]”。
由上可知，在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侵占罪的相关规定，但要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却是十分困难的。在此，仅就其侵占行为加以表述，以界定侵占罪的范围：①非法拾得他人遗失物、埋藏物，据为己有的行为；②占有他人代管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③持有对他人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逾期不还、故意错认为己有的行为；④盗窃行为、职务侵占行为等。可见，古代对侵占罪的规定是非常广泛的。以上几种情形，都可纳入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范围。
二、中国古代侵占罪的立法沿革

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产生和历史沿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反映了侵占罪由罪状到罪名逐步确立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刑罚制度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舜、禹时代就已经有了，夏代刑法中已有专指侵犯财产的罪名，称为“昏”（其意是干坏事加害他人、当场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近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抢劫罪。战国时期《法经》的《盗法》是有关维护私有财产和惩处盗窃犯罪的法律规定。当时，贼盗律的罪名有以下几个：杀人、大盗、窥宫、拾遗、盗符、盗玺、议国法令、越城、窬制、群相居等[4]，其中的“拾遗”是指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这与现代意义的侵占遗失物罪极为相似。当时的魏国对这种犯罪适用的刑罚是死刑，即“拾遗者诛”。也有文献记载，《法经》规定的是“拾遗者刖”。无论对拾遗者适用“诛”刑还是“刖”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拾遗行为的刑罚处罚是严厉的。可见在战国时期侵占他人遗失物是一种重罪。
到了秦朝，出现了借贷、借用以及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因而也出现了合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后侵犯财物所有人财产利益的行为。秦律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以犯罪论处。例如，《司空律》规定：“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后之”。意思是说，欠官府的借贷不能如期偿还，就以强制劳役抵偿。再如，《工律》规定：“假器者，其事已及免，官辄收其假，弗亟收者有罪”。意思是说，借他人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不归还者以犯罪论处。《法律答问》中记载：“把其假以忘，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其得，坐赃为盗”。就是说携借用的官家物品逃亡，被捕获后按赃数为盗窃论罪。上述“有债于公”、“假器”就是借贷、借用关系的例证。此外，“监守自盗”等关于公务或职务侵占的行为在秦律中已经有了规定，并在其后各朝代的刑律中作为重点加以突出打击。
秦汉以来，历代刑法无不以《法经》为楷模，不断总结经验，充实内容，因而《法经》中关于拾遗的规定不断加以强化。例如，《九章律》规定，侵占财物行为按照赃物数量及所拥有价值额，来判处罪犯刑期，数额大判刑就重，直至判处死刑[5]。
隋唐以后，侵占罪的打击范围不断扩大。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挚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从中可看出，此时的将拾遗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惩罚的，并且处罚的相当重，以致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陷害他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财产关系复杂，法律对各种侵占行为的规定更加具体。此时，又将盗罪分为“强盗”、“盗窃”、“监守自盗”几种。其中，持有人有对他人之物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故意错认为己有、逾期不还等行为的，以侵占行为论。
1、关于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意思是说，在寄托关系中，受托人擅自使用受托物的，以坐赃论。如果受托人实施诈称受托物（如牲畜、财物）死亡或灭失，意图侵吞永久据为己有的行为，以诈欺取财论。
2、关于借贷他人财物不偿还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达二十日笞二十……”。也就是说，因借贷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超期不还的行为是犯罪，要承担笞刑。如果经允许可延长期限归还，但届时仍不归还的，也照样治罪如初。
3、关于有意将他人财物误认为自己财物意图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错认奴婢及财物者，计赃一匹笞十……”。意思是说，错认他人奴婢财物为己之奴婢财物，必须出于故意。这一规定说明，行为人将持有的他人财物故意说成是自己的，意图侵吞据为己有，这种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以笞刑处罚。
4、关于假借官物逾期不还的，也认为是犯罪行为。《唐律•杂律》中规定“诸得遗物，满五日不送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该律还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减一等”，“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二等。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可见在唐朝的法律中，侵占遗失物、代管物、埋藏物犯罪已经相当详尽。
宋朝时期关于侵占罪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相关立法，对侵占罪、侵占遗失物、埋藏物罪等均作了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与《唐律》相关规定几乎完全相同[6]。
至明代，《明律•户律》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五日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坐赃……其物一半人官，一半给主。若无主全入官。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内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这说明《明律》关于侵占遗失物罪的规定明确了构成本罪的例外情形，即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但不治罪，反而视情况还给予一定的奖赏；并明确了古器、钟鼎、符印等特殊物是侵占埋藏物罪的犯罪对象。因为在明朝，古器、钟鼎、符印是被视为文物的，文物自然属国家所有，民间不应持有。除此之外，明朝的窃盗罪中，主要规定的是“监守自盗”罪，这也属于侵占罪的范围。
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关于侵占罪方面的规定与前代大体相同，如费用受寄财产、盗卖换易田宅、强占良家妻女等，但有其特别之处。如关于侵占遗失物罪的犯罪对象增加了一个无主物；关于侵占埋藏物罪的犯罪对象明确排斥了无主物，仅指古器、钟鼎、符印等非民间所应有的异常之物，如果埋藏物是无主物，无论在官地还是在私地掘得的，拾得者可以收用，不必报官。
及至清末，《大清新刑律》承袭了汉、唐、宋、元、明代刑法中的罪名，对侵占罪作了较全面、具体的规定。《大清新刑律》在分则第34章明确将侵占罪作为类罪规定下来，如第370条规定：“侵占自己依法令契约照料他人事务之管有物、共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虽系自己所有物、管有物若依公署之命令归自己看守而侵占之者亦同”。第371条规定：“凡在公务或业务之管有物、共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第372条规定：“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属于他人物权而离其管有之财物者，处其价额二倍以下价额以上罚金”。第391条规定：“侵占自己照料的他人之管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第393条规定：“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属于他人物权而离其管有之财物者，处罚金”。
三、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认定

任何行为构成犯罪，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古代侵占犯罪当然也不例外。下面主要通过秦代和唐代的代表性规定对其加以认定，以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认定作一般性认识。
第一，犯罪主体。犯罪主体指达到一定的年龄，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的人。关于侵占罪的主体，各代都规定的是一般主体。秦朝为区分刑事责任，规定了法定的责任能力人与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当时，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把六尺作为相对标准，凡身高六尺以上者犯罪，须承担刑事责任；六尺以下者犯罪，可以不完全承担刑事责任[7]，但没有规定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年龄和免除责任能力的人。秦代对废疾和老少犯罪实行减轻刑事处罚的方针，是因为这类人对封建秩序不构成严重威胁。唐代刑事立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在处理老、少、残疾人犯罪方面，分为三等，区别对待。首先，自六十九岁到十六之间为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在此年龄区域者都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而在七十至七十九岁、十一岁至十五岁区域者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其罪行适用赎杖，可以铜赎刑。其次，一般的刑事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重罪以铜赎罪，严重者可以通过上请以减刑。最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亦不加刑，可以说是完全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犯罪主观方面。主观方面指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和后果所具有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态。侵占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要求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已经认识到所持有的财物为他人所有，自己侵占行为会侵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但个人意志仍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将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主观故意，是侵占罪成立的要件。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至隋称的“盗”罪，还是明代的强盗、窃盗、毁坏财物、诈骗财物和侵占财物等类罪，或是清朝侵犯财产权的强盗罪、抢夺罪，盗窃罪、监守自盗罪、诈骗财物罪、恐吓取财罪等都可推断，其犯罪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指被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古代侵占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他人财物的所有权，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所指向的是物，即代为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以及他人所有而被盗的物或强行被占有的他人的物。秦代侵占的客体是皇权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到了唐代已表现为侵占保管物、埋藏物、遗失物等的财产所有权。
第四，犯罪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指犯罪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后果。侵占罪客观方面的要件主要表现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关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侵占代为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等。如秦律规定，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以犯罪论处[8]。唐律将持有人有对他人之物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故意错认为己有、逾期不还等行为的，以侵占行为论。可见，古代侵占犯罪，其客观方面也是有规定的。表现为实施了侵占保管物、埋藏物、遗失物的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危害结果等都是其侵占犯罪的客观方面。
综上，古代的侵占罪，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已经着手实施的犯罪行为齐备了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即为犯罪既遂。侵占罪的既遂应具备下列条件：首先，行为人侵占的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产或是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等；其次，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且已经实施了变持有为所有的行为；再次，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了侵犯；最后，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逾期不还、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等。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以上条件就构成本罪的既遂。我国早期的侵占罪就是盗窃罪，直到清朝后期才得以区分。他们都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都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且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不管是侵占遗忘物罪或埋藏物罪、代管物罪、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和相关的不当得利均是古代常见多发的侵犯财产罪，都是广义上的侵占罪。
四、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

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规定的比较繁杂。下面主要以唐律的规定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作一说明：
（一）刑事赔偿、追赃原则
1．关于刑事赔偿的规定
《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达二十日笞二十……各令赔偿”。就是说，负债不偿的，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偿财产损失，这种赔偿在刑律中规定，就具有刑事赔偿的性质，类似于现代刑法中赔偿损失的非刑罚方法。
2．关于刑事追赃的规定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靠法治

刘继军


党的十六大报告初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号召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建设美好社会,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体现了文明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
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2005 年2 月19 日, 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进行了阐述。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和谐社会特征的完整概括和描述。同时， 胡锦涛同志还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工作之一提了出来。因此, 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科学内涵,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对全面社建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一、按照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和要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靠法治。
中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治理国家的最佳选择模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关键。那么，什么是依法治国呢？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迄今为止最准确、最全面、最经典的一个定义，系统概括了依法治国的主体、客体、依据和实质。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国的主体；二是治国的客体；三是治国的依据；四是治国的实质。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最高层次的主体。那种认为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看法，是不对的。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其中国家事务是依法管理的重点。只有将国家事务纳入法律调整和控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才能真正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的实质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必须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民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民主是内容，法治是形式，离开了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发扬人民民主与依法办事的统一,通过法律形式和法律制度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运行机制,确认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就是邓小平1978 年12月13 日提出的16 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建设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依法治国，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满足下列五个条件：一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实现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三是健全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四是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五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制队伍。根据这些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制度化、法律化。到目前为止，除现行宪法和四个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 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50 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 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 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现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各级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执法机构，严格依法行政，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司法公正是最根本的社会公正，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建设法治社会以司法公正为重要标志,在民主立法的前提下,司法的公正是最根本的社会公正。真正的法治社会,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要做到有法必依;真正的法治社会,没有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和集团,同样也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把依法执政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只有首先剥夺自己在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剥夺其他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法外治权,也才能使实现社会公平成为可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使公正的法制通过公正的司法来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也只有首先实现司法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公正,才能充分发挥法律规范对其他一般社会规范的良好导向作用,在全社会倡导诚信友爱等积极健康的道德风尚。建设法治社会对于处理好不同的利益关系,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法治不仅是发展社会民主,维护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妥善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依据。用法律形式来肯定和保护个人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更是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才形成了现行宪法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文界定,最新修订的宪法更是鲜明地提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同时也是使我国社会进一步创造活力的基本法制保障。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首先是一个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必须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而其中最核心的是使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也就是使创造成果的人能够充分享有创造成果或成果所带来的利益,这必须靠法制来提供最基本的支撑和保障。应该说,在尊重、保护、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方面,我们的法制建设还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需要进一步地健全、完善和具体化,还需要有配套的规章制度来贯彻实施。我们在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共同的长远利益等方面,还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比如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利益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公平、破坏社会安定、扼杀创造活力的重大社会问题,光靠一般的诚信号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切实有效的法制保障。再比如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如何协调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问题,更需要法制的强有力约束与规范。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必须先行。
作者：刘继军
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