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研究的心理痕迹－《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后记

欧锦雄


　　时间总是在自然地流逝，屈指算来，我从事刑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已达二十一年。自从摸到学术研究的门路后，我对学术研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究学术问题的真谛是一个艰难的追寻历程，其间研究者往往需要付出利益或快乐的代价，然而，一旦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其投稿出去的文稿被刊物发表，其愉快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学术生涯其实就是苦中找乐，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学术人的苦乐游戏。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玩这苦乐游戏。

　　自从对刑法学产生研究兴趣以来，我总是以撰写论文的方式研究刑法问题。我也曾考虑过出版两、三本个人的学术著作，并一直在努力工作，本打算几年后再完成这一心愿，然而，2006年底，我有幸被评为“2005年度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并从财政上获得科研资助。这激励着我去早日实现这一心愿。《刑法的辩护与批判》一书是以近十年来我研究刑法理论的部分科研成果为基础，经过最近一年多时间继续刻苦钻研而完成的。为了完成这科研项目，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充分利用了各种业余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所有节假日里，我几乎都是在爬方格子中度过。本书中的“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之争”、“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 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 之提倡”等内容即是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本书的许多前期研究成果曾在法学报刊、杂志发表过，在将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纳入本书前，我对许多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调整。

　　二十一年来，我在不断地阅读各种法学书籍，在不断地笔耕，在教学中成长，在写作中进步，与岁月同行，不知不觉中人到中年。年龄的增长自然产生一些人生感悟和学术感悟。在此，不妨畅谈一下，以抒胸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刑法学界普遍否定法人（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在理论上言之凿凿，但是，到了同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赞同法人（单位）可成为犯罪主体的声音占据上风，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被立法机关采纳后，其在新刑法典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近些年来，司法实务界出现了滥用扩张解释之风，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也似乎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支撑其做法的刑法理论早已存在，并得到不断强化。凡此种种，让我觉得刑事领域出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幻景。近年来，随着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理论的突起，司法实务界广泛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去罪、免刑或减刑。这一现象又让人体会到“欲去之罪、何患无辞”的感受。刑法理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孰真孰假？从这一现象可知，刑法理论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也让学术人感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术人不应带着个人功利的目的去研究问题，而应理性地思考问题。学术要创新，学术要求实和求真，学术人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应积极参与到学术的辩护和批判之争论中，以追寻归真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让社会法律制度合理，让公平、正义永存人间。

　　这些年来，随着读书的增多，思考领域的扩大，产生了许多想研究的问题，许多论文的腹稿已有，一些专题的学术专著构思已产生，但是，我渐渐地感觉到身体大不如前，出现了力不从心之感觉。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一度使自己身体劳累过度，因此，深深地感到学术研究者确需有个好身体。我国一些著名法学家，学术成就卓著，著作等身，我想，这除了与他们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以外，也与他们具有硬朗的身体不无关系。可见，搞学问的人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以保证有旺盛的精力开展研究工作。

　　人各不同。学术人要学术、要生活，要求实和求真。近几年来，我时常警醒自己：学术作品不宜求多，但要尽可能力求精与真。我希望自己用心写成作品，并应敝帚自珍。当然，作品是好是坏，应由人评说。但求自己尽心去完成的作品会对社会有些许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评价，这是社会科学界较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某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应以它是否为实践部门所采纳，或是否直接指导了社会实践为参考依据。就法学研究成果而言，应以这一成果是否被立法或司法所采纳为依据，或者是以能否直接指导其他法律适用活动为依据。我认为，这一认识具有片面性，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法治的进步，需要法学的繁荣，法学的繁荣靠各领域、各阶层的法学研究人员合力来发挥作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本专著或者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单独成就法学繁荣。在法学研究成果里，是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大？抑或是法律实务研究的成果价值大？我认为，这两种成果同等重要，它们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立法、司法等法律活动产生影响。其影响可能会产生于现在，也可能产生于未来。法理学、法哲学和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同样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各种法律活动产生影响，这些理论往往是通过产生法学理念来影响人们立法、司法或从事其他法律活动，这种影响往往更深远、更持久。法学基本理论的作用一般不会立竿见影，其作用往往可能体现在将来，因此，在对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时，应深刻认识这一点。基于前述认识，我较重视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长期地对刑法基本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也最终促成本书的出版。

　　随着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各高校、各单位往往会对发表了研究成果的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且奖励力度渐趋增大。有人认为，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他可得学术奖励，职称可得以提高，因此，学术研究者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其学术研究行为是一个自私行为。这种理解是值得讨论的。人具有自私的本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学术人应是一个自私和大公的复合体，学术人应有社会责任感，学术人也不可避免地得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在考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社会上各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奖励措施，是在根据人性的基本特点而制定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奖励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当然，社会科研成果的不合理评价体系，也在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学术人不应过于考虑个人的功利，许多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学术人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教学科研以及参与司法部门的疑难案件讨论中，我常常碰到一些刑法理论难题。我的性格较为执着，每当刑法理论难题困绕我时，我会感到全身不舒服，并产生非弄清这一理论难题不可的想法，并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一旦解决这一理论难题，并让其变成论文时，就会觉得全身爽快。对我而言，促使我去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是，疏通思想脉络，疗理思想疾患。

　　人生有限，而一本用心铸就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漫长的时期去完成。这本书是我耗费了多年精力而完成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希望自己重点关注刑法理论里的几个重要专题，争取在各相关专题范围内撰写系列论文，一旦对某一专题形成思想体系再考虑出版书籍。学术人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不要出于个人功利而制造学术垃圾。我将时刻铭记这一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人要生活，要研究。在浩瀚的宇宙里，每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在茫茫的刑法理论海洋里，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每一个刑法学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刑法问题都研究完。在将来，若我感到累了或想偷懒一下，我将会自嘲：别太贪心了，留给别人、留给未来人一些问题研究吧！每一个研究者均应在刻苦研究的同时，给自己留下一定的休闲时空，并健康而快乐地享受人生。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一本著作的问世必定需要许多人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向曾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关于本书的讨论可见法律博客：刑法的辩护与批判：http://xfdbhypp.fyfz.cn/）


帅海香 内蒙古包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 副教授




关键词: 农村土地 征地补偿 问题对策
内容提要: 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依赖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和使用。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土地的违法使用、土地闲置、侵占农村基本农田、损害农民的土地利益等问题，亟待从实体与程序方面针对我国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的缺陷予以完善。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征收农村土地补偿制度，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并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短时期内使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也大大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同时，征地行为的不规范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而这一切源于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
(一) 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界定公共利益是各国有关财产征收制度必须规定的内容，因为公共利益是公权和私权的连接点，是对公民财产权做出限制的理由。公共利益是政府征收公民财产所有权的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条件之一。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第42 条第 1 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2004 年 8 月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征收的规定基本上同宪法的规定一样。虽然宪法法律都对征用土地补偿做出了规定，但是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并没有对土地征用补偿、公共利益的作出界定。因此，土地征收制度重要条件的公共利益等于是虚置。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公共利益，无论是被征地农民还是政府并不重视论证公共利益。从征地实践看，政府通过村委会征地或者企业通过村委会征地，并没有谁来论证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也没有对征地和补偿问题组织听证。对涉及村民根本利益、社会保障等重要的土地问题，农民没有充分的参与权、讨论决定权。征收土地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必然导致农民对土地保障福利的永久丧失。
(二) 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对农民权益的保障不足
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从其性质上讲，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权利。失去土地使用权，就失去了潜在的收益，获得使用权就有机会获得收益; 土地又为农民的后代提供土地继承对象，因而它不仅是这一代农民生存保障而且也是后代农民生存保障的永久性资源; 土地对农民有资产增值的功效，土地收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出现递增，土地会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升值，这些预期利益实质上就是农民基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应该拥有的权利。征地补偿的有限性，并不能为失地农民带来长远的生存保障。农民被征地后，土地已经没有多少。农民无地耕种，也没有长久的正式工作，社会保障程度又低，再加上不正确使用补偿费，农民未来生活令人担忧。
(三) 土地征收补偿主体不明确
《土地管理法》是土地征收制度建立的基本法律。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建设用地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国家强制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将征收的土地出让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国家收取土地出让金，国家征收土地应当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土地被征用、征收、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补偿。《物权法》、《宪法》只是规定给予补偿，但对于是由国家给予补偿还是由用地单位给予补偿则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做法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由于用地单位既要支付地价又要支付补偿，补偿费用中包括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地单位的成本增加，盈利空间减小，因此压低补偿费用是用地单位的首选。
(四)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村委会权利的约束缺乏法律规定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按照法律规定是属于国家的强制性行为，具有国家职权性质，其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而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群众自己办理自己的事情，它不是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权机关，也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委会在乡镇政府指导下开展工作，办理本村的自治事务。村委会享有哪些权利，《村委会组织法》没有明确授权。《土地承包法》只规定农民在承包土地、确定土地承包方案，经过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才得以通过。《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土地征收和补偿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当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但是在征地过程中，有的村委会成员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征地和补偿的事项，或者决定做出后再每家每户征求意见。村委会在征地补偿中享有极大的权力，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
(五) 乡政府在村土地征收中的角色错位
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农村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乡政府是地方一级行政机关，行使对所辖区域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的管理职权。对于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的承包等事项的主要决定权在于村集体。乡政府对于村集体决定征收、征用土地、补偿标准、补偿分配原则、数额等问题只有指导的责任。笔者发现，在征地实践中，有的乡政府代替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插手农村土地的征收和征用。
(六) 对农村土地征收缺乏监督
农村土地的征收和征用程序缺乏。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土地的使用权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是《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的重要权利。正当的程序保障合法的权利，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行为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内容上看，土地征收更多体现国家的强制力量; 被征地农民必须服从，没有多少话语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地首先应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对于农用地能否转为建设用地，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则只有审批权限的行政部门负责，农民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无法进行监督。2004 年 11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发文《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征地的程序为告知征地情况、确认征地调查结果、组织听证几个步骤。即使是这样，农民知道有征地，但没有人组织听证，农民的意见难以影响征地行为。
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和组织实施。这一环节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公告只是广而告之。农民土地征收环节的参与权、话语权的缺失，致使农村土地征收行为无法监督。
(七)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保障
长期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整个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已经载入我国《宪法》。要长期坚持这一基本经营体制，必须赋予农民长时期的承包经营权，并且在承包经营期内确保承包关系的稳定不变，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关键所在。为此，2003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保持长久不变。无论从法律还是从政策层面都强调要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在征收农村土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被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但是，有的农村农民承包土地后，由于用地单位的征收，被村委会一律收回，一部分土地集中耕种，搞规模化经营，但并没有体现出规模化经营效益;一部分土地撂荒不耕种。土地被收回后，由于没有明确的土地承包主体，农村中土地被占用现象存在，有的村农民乱占用土地盖住宅，有的随意搭建建筑。土地使用的乱象，集中反映出我们对于农村、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不力，保障制度不完善。更可悲的是部分农民对土地被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丧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二、农村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 补偿原则不明确
补偿原则是对被征农民进行补偿的依据，法律确立补偿原则是多数国家的通例。无论是在美国、法国、德国，还是在我国的台湾，大多在宪法中规定。我国曾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合理补偿”原则，但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并没有采纳，只是笼统地规定“给予补偿”。2007 年的《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物权法》比《宪法》有所进步，但是对于什么是足额支付、如何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并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确立“公平合理补偿”原则。实践中，征地补偿随意性大。
(二) 补偿收益主体不明
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几个部分，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归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者所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土地补偿费其中包含有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而安置补助费只用于需要安置的人员。但是，在实践中，村委会并没有严格区分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这两项费用归属于村委会管理和使用，对如何管理、怎样使用法律并没有明确。有的村委会不合理使用土地补偿费，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农民的权益。有的村委会将土地补偿费用于新农村建设，盖了楼房。但是农村中的楼房，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健全，解决了楼房上水问题，下水问题却难以解决; 做饭使用煤气需要铺设煤气管道，使用罐装液化气成本太高; 供暖设备不齐全，无法集中供暖，自己烧土暖还不如住平房方便。而且新农村建设只是盖新楼，村里的道路、垃圾卫生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三) 补偿法律缺乏
目前我国关于征地补偿的法律都比较原则，《宪法》确立的是征收土地的基本条件和原则，《物权法》确立的是应当依法足额支付补偿费用和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而《土地管理法》可以说是土地征收的基本法律制度。《土地管理法》给出了土地补偿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太低，难以满足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需求。2004 年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法定最高标准执行。在征地过程中，要维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2006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征地补偿安置必须确保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保障被征地农民土地补偿费用的支付和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国务院办公厅在 2006 年 12 月下发《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和拆迁补偿费，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纳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2008 年 1 月 30 日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法律的零星规定和国务院通知、意见，规范层次太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责任要求，这也是导致我国土地征收乱象的原因。鉴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土地有限，对农村土地征用成为土地使用的必经程序，因此有必要对征收或者征用土地进行规范。
(四) 补偿费用分配和管理各行其是
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如果土地被全部征收、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安置。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实行村民自治原则，须由村民委员会经过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的同意。因此在确定什么人可以参与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分配时各村有各村的做法。首先是确定什么农民有权参与分配。有权参与补偿费用分配的 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的确认，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具有本村户口。户口是将村民和本集体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双方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唯一纽带。二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即参加农村的公益活动。三是长期居住在所在村。四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只有户口没有形成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该参与土地补偿的分配。但是实践中，有的村只要有本村户口，都参与分配。只不过老户与新户分配标准不一样，老户按照百分之百的比例分配，新户的分配比例要低于老户。为了能参与土地补偿的分配，有的村民千方百计将户口迁回原址，扰乱了户籍秩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户口没有从本村迁走的居民，一方面挣工资，一方面参与补偿分配，挤占了在本村生活居民的利益空间，实际上也是对居住在本村的农民的权益的侵犯。其次是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分配? 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在如何分配方面，有的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的只是分配一部分; 有的是按照人口发放，有的是按照承包土地面积发放。由于不同的分配标准会影响不同群体的利益，补偿分配常引起争议和诉讼。
(五) 缺乏法律救济渠道。
因为补偿引发的争议有两种: 一是用地单位和被征地村集体之间的争议。土地征收补偿是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农民集体之间的博弈，被征地农村集体希望获得比较合理的补偿，而用地单位希望以较低的补偿支出获得土地使用权，因此争议和纠纷难免。如何解决? 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由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因为政府是征收土地的主体，只有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才能将土地使用权交由用地单位行使。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以保障裁决公平、公正。二是补偿分配引发的纠纷。这类案件在实践中比第一类案件多。这类案件属于民事范围，当事人不服村委会关于补偿分配的决定，可将村委会起诉到法院。由于补偿分配实行村委自治原则，决定权在于村集体。法院在调解、判决中，一般会尊重村委会的决定，除非村委会的决定、分配方案违反法律，村民获得胜诉可能性不是很大。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地补偿制度的设想
(一) 完善征收法律制度
1．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必然面临土地征收问题，而“为公共利益”是动用国家征收权的重要理由。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土地征收的唯一条件就是“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对公共利益任意解释，或者忽略公共利益论证这一环节，引发征收土地权力滥用现象，严重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有专家建议，在总结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采用列举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界定公共利益。
2．赋予农村集体非农用土地开发建设的权利
国家为保护耕地，守住18 亿亩耕地红线，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农民对耕地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用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由于农业获得收入周期长、收入少，土地在农民手中增值慢，仅仅依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从土里刨食，难以快速增加农民的收入，如果能够在保证耕地的前提下尝试赋予农民一定范围的农用土地非农建设权利，农民不会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或者进行土地所有制度改革，实行更加宽松的土地政策。用地单位使用土地，必须与被征地农民进行协商，充分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私人所有是一些国家的普遍做法。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由国家所有、公共所有、个人与法人所有的制度，在日本，建设公共设施用地必须向土地所有者购买 ，土地所有者有极大的决定权。德国土地绝大部分实行私人所有，一部分归公众所有。在德国，法律将征收土地作为一项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土地所有者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土地所有者能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要立足国情对此加以借鉴。
3．修改《村委会组织法》
在农村土地承包土地征收中，有的村征地补偿事项。对于人口比较多的村子，几个村民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所有村民。因此，建议修改《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内一定规模内的集体资产、资源的经营使用方案的规定，对涉及村集体所有、村民利益的一切事项均由村民大会讨论通过。扩大村民对土地征收等重大事项的参与权。
4．加大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保护
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完善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措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土地，不得收回承包土地。但在征地中村委会将村民承包土地收回，不让村民耕种甚至撂荒，侵犯了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对此种情况只是规定发包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至于由谁追究发包方的民事责任，法律并没有明确，而且缺乏更严厉的责任措施。建议增加规定: 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对违法违规使用土地，随意收回承包土地导致土地撂荒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5．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程序，加大对土地征收过程的监督
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公众对土地征收行为难以监督，导致我国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生，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应制定法律规范土地征收行为。土地征收程序应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征地前的程序。( 1) 用地单位提出用地申请。( 2) 对拟征地情况进行公告; ( 3) 组织听证; 组织包括征收土地利害关系人、用地单位、拟被征地的村民等的听证会。为避免听证过程化，流于形式，法律要明确规定村民的意见对是否允许征地起决定作用。第二，征地进行中的程序。( 1) 核定用地面积、地类及权属，登记并支付补偿。( 2) 审批。从征收环节加大对征收行为的监督。土地使用中的监督程序，对于不合法合理使用土地的行为及时收回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