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

吴莹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案件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也在逐年增多。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对于妥善处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妥善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不但可以恰当地惩罚犯罪，又可以最小的化解刑罚的负面效应，平息诉讼双方的矛盾，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面临着诸如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惩罚性与补偿性、公权与私权等方面的价值冲突。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的关系，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当前应当深刻探讨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必要性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可否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律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附带民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的，可以酌情处罚，主要理由是：第一，行为人犯罪前后的行为，前后的行为表现属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证明其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相对不深，故可对其从轻处罚；第二，赔偿及时有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如果将赔偿与否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有利于促进被害人积极赔偿，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尽快的弥补。
　　另一种认为不能因为民事赔偿而从轻或减轻刑罚，也不能加重刑罚代替赔偿。主要理由是：第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内容及目的与意义都是很不同的。刑事责任是惩罚性的法律责任。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真正弥补受害人的物质损失。民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民法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究的责任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对犯罪进行惩罚，而追究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第二，容易引起负面效应，使人们形成犯了罪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刑赎罪的误解，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认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经法院调解，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家属积极自愿代为偿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笔者认为其存在的合理理由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是此观点存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的第4条规定：“属于以上三种情况，已作了退赔的，均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二是政策依据。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的最高理念，赔偿部分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刑事处罚只能起到社会警示及惩罚作用，并不能实在的解决根本的矛盾，更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和谐。这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的政策基础。另外，《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要求，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三是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而危害性的大小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决定的，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对被害人赔偿表明其对自己的犯罪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有很好的悔罪表现，主观恶性相对比较小。
　　四是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刑罚的功能体现在很多方面，补偿功能是刑罚的功能之一。被害人因受到犯罪的侵害而在物质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因而要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的适用，一方面惩罚犯罪人，另一方面使物质损失得到补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有限度地、恰当的将被告人赔偿与量刑挂钩，是有必要和可行的。
　　五是符合司法实践的本质要求。现在法院判案简单，执行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一般当即便可以执行，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补偿，这样便克服了执行难的问题。法官在定罪量刑时，重视的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国家对其施之刑罚。而很少考虑被害人的因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多数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判决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法律“欠条”，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像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一旦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几乎100%无法执行。通过调解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可以非常有效的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调解结案的，有利于公法对被告人的积极认同。有利于私法对被害人的最大保护。法院利用调解作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情节的条件，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积极性参与到调解中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大一部分被告人都没有赔偿能力，而且身陷囹圄，无法真正完成赔偿，而由其亲属自愿的赔偿，大大的提高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率，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量刑的多元价值冲突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解决了所有的纠纷，在审判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
　　一是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的冲突。刑罚主要体现的是其公共特性，而并不纯粹是私人的制度。因而，被害人可以放弃或者争取的，只能是其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其无权放弃的。同时，有的犯罪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而不可能因调解而从轻处罚，或者不能因为调解的达成达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所想象的结果。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自愿原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主要体现在，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平等。被告人不是自由人，他的想法是早点得到自由，重新回归社会，而被害人的想法则是，被告人如果不能达成其能够容忍的度，将建议法律对其严惩。如果强调合意而忽视强制，则确有放纵犯罪，破坏秩序之虞，法律权威则更难树立。如果只强调强制，而忽视合意，则不利于被告人积极认罪，不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矛盾。被告人要想得到从轻处罚，他要尽量的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这样便会导致被害人有可能漫天要价，被告人接受调解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的付出却很难说是被告人真正地心甘情愿付出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地位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尤其是作为被告的一方更是经常处于劣势。劣势地位的产生往往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是被关押的被告在信息的获取上远远比不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或自诉人，因而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行为后果缺乏比较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二是刑事被告对刑事处罚往往有一种畏惧感，心理压力大，有时甚至错误寄希望于调解能减轻自己的刑事处罚，特别是自诉案件。由于调解结案能产生自诉人撤回起诉的法律效果，一撤诉自然刑事诉讼也就撤了，因此处于劣势的被告人往往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刑罚；三是由于法官的自觉或不自觉施加的影响，如法官往往将被告人接受调解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一个表现或作为标准，因此常常暗示被告人如能接受调解将在量刑是予以轻判，而这种“优惠”的反面就是如果被告人能接受调解将可能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在这种隐形“威胁”之下被告人地位还能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或自诉人平等吗？地位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调解的不自愿，而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又往往会抱一种乘人之危的想法以被告人刑事责任相要挟，并漫天要价，分厘不让，最后被告人无奈之下只好尽量达成协议。
　　（二）惩罚性与补偿性的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即对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物质赔偿，同时，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承诺与处理。这样就形成了刑事惩罚性与民事赔偿性的冲突。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的罚责相适应而适于刑罚，具有惩罚性，是对社会的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财产和人身施加以损害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作为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被告人的量刑挂钩，无疑形成了惩罚性与赔偿性的冲突。
　　（三）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犯罪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即便是存在被害人的情形时，也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的侵犯，而非简单地对个人的侵犯。因此，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提起公诉，才允许私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我国诉讼法上有一众所周知的原则，“刑事先于民事”，即当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嫌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将其移送到有权机关。在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将民事赔偿部分的启动置于刑事审判中，排除了民事赔偿先于刑事审判的可能，所体现的价值目标就是维护公权利的刑事程序的价值高于维护私权利的民事赔偿程序。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被害人的私人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似乎背离了公权利在价值评价上的优先性。强调公权优先的确在较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利益，有利于打击犯罪。但这种制度设定的最明显缺陷在于，在刑事追究不能发动，私权救济也无法启动。如犯罪嫌疑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或犯罪嫌疑人未进入诉讼程序即告死亡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或不再启动，附带民事诉讼便无从提起。即使进入了诉讼程序，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公权力优先的原则仍然贯穿于整个程序之中。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力量不致过于悬殊，法律赋予了被告人诸多的权利，但在同一过程中，被害人的权益却往往被忽视。从理论上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公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个人利益相一致。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无权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公诉人，也无权因对刑事部分认定的事实存有异议而提起上诉，这就会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属怀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显然，作为当事人，被害人的权利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下，其权利并未获得有效的尊重。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仅仅限于“直接的且为物质的”损害，而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间接的、非物质的损害也可以作为赔偿的内容，二者的赔偿范围也很有不同。这就造成了使得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也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却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
　　（四）法官自由裁量与法制的统一的冲突。为了加快民事部分的审理，不因其导致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实践中法院往往在判决之前对附带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尽管被告人及其亲属为争取将来的刑事审判中可以从轻量刑，往往倾其所有，以满足被害人的要求。但调解与被告人实际认罪状态是否一致，是否在量刑中有减轻处理以及减轻的幅度等，法律上均未予明确，同样达成调解协议且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案件可能因这种不明确造成地区间的不均衡量刑。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主要是以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为内容，经济上有优势的人就可以通过金钱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调解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并非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而是在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法院主持下、在相关人员参与下，共同解决对被告人的量刑以及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由于参与者众多，加之程序公开透明，并以获得共识为目标，所以，应该会有利于当事人对法制的认同。

三、对构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民事部分调解与量刑的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准确把握附民案件调解的基本原则与量刑的度。要准确把握调解与量刑的度，通过调解与量刑相结合，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克服违背调解制度设置初衷的倾向：一是重调而无原则从轻量刑。要注意避免为了追求调解成功率，而无原则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否则，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无法树立法制权威。二是重量刑而轻调解。忽视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罪责相适应的公正性和威严性，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走调解过场，不能真正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为被害人及被告人的实际情况考虑，只注重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案，将民事赔偿问题推向民事庭审理。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从轻处罚的范围。刑事犯罪讲究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故而在适用民事部分达成协议，对被告人酌定从轻量刑上，法律规定上应该规定一定的适用范围。这样既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又能有效的避免“花钱买刑”的现象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刑附民事诉讼调解的配套制度。现行法律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简单，而对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又未能加以规范和协调，导致办案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制度作出详尽的规定，不仅要明确调解的范围、程序、原则、效力等，同时，尤其要对调解后不履行协议的行为要作出处罚性规定，以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和效果。另外，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附民案件中的被告人有权向被害人提出反诉，并相应规定一系列制度加以规范具体的审判实务。还应落实必要的司法救助手段,促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在审理附民案件中,如果发现原告人（即被害方）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应及时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给予原告必要、及时的法律援助，对被告人被羁押的重大案件，人民法院也应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给予被告人必要的法律援助，以保障其能在附民诉讼地位上得到真正的平等。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关于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研究

铜梁公安局研究室主任 王泗友

【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正确认识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观评析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预测今后一个时期信访问题的发展趋势，妥善把握处置公安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树立共产党人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重要载体，对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公安信访 执法 工作研究

公安信访工作是公安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一大特点和优势，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它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地位和形象。如何正确认识加强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观评析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预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信访问题的发展趋势，妥善把握处置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树立共产党人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客观表现，对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体系，全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认识加强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开展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
周永康同志指出：解决涉法上访问题，绝不是简单地处理几个案件，他关系到我们能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法治意识；关系到我们能否打牢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加强公安信访工作就是衡量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尺度，就是让人民群众从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中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公平与正义。人民警察要坚定不移地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心中有法，方能执法，心中有民，方能为民。因此，公安机关要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整改执法中的不规范、不公正问题，就得从加强公安信访工作入手，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的第一要务，切实解决“冷、硬、横、推、拖”和“四难”等问题，增强公安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
（二）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举措。
加强公安信访工作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策略，就要求共产党员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在公安队伍中，共产党员占近 70％左右, 如果党员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得到牢固确立，较好地解决了“为谁掌权、为谁服务、为谁执法”问题，打牢了“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就会促进和整合公安队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在执法过程中，通过开展公安信访工作，杜绝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刻体现共产党人的时代先进性，时刻解民之忧，思民之苦，行民之举，办民之事，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密切警民关系。因此，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确保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措施和有效途径。
（三）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罗干同志强调，要把集中处理涉法上访工作放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去思考，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去谋划，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推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信访工作作为体现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上升到衡量一个领导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高度，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公安信访工作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因此，开展公安信访工作就是要紧紧围绕执政能力建设，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针对不同时期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把信访工作的成败、群众上访次数的增减、是否真正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面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四）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树立共产党人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显著标志。
加强公安信访工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公安“大接访”活动，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规范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上是完全一致的。公安机关要按照“工作是否做实，问题是否解决，上访是否减少，群众是否满意”、“人人受到接待、件件得到处理”总目标的具体要求，树立“问题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信访人不停访息诉不放过”政绩意识，集中解决一批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问题，切实消除和弥补执法中的薄弱环节，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因此，加强公安信访工作，是共产党人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标志。
二、客观评析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造成信访问题增多、集访人员增多，处置难度增大，特别是在新的发展时期，面临各种挑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安机关在执法观念上认识不到位
一是重实体轻程序，公正意识有偏差。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结果是程序违法的问题不断发生，屡屡败诉。
二是重打击轻保护，权利意识有偏差。目前,公安机关和民警执法中,重打击轻保护,重惩罚轻教育问题时有发生，怕漏不怕错，离开保护讲打击，往往容易伤及无辜或忽视甚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三是重经验轻素质，工作态度有偏差。在工作中常常凭经验办事，办案取证大而划枝，不注重证据的正确搜集，不注重案件细节的仔细甄别。加之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实战工作能力，业务不熟，对政策法律知识把握不准，无法准确回答社会群众的上访问题。
四是重管理轻服务，宗旨意识有偏差。在公安工作实践中，有的民警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感情冷漠，责任心不强。
五是重权力轻监督，责任意识有偏差。当前,少数民警认为监督是束缚手脚有反感心理，认为监督是干扰办案，故意找茬,没事找事，持一种抵触情绪。同时，监督保障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对执法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不够，有的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该追的不追，该究的不究。
（二）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上不规范
一是执法随意。一些民警受“人情”、“关系”的干扰，在执法中存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偏听偏信、降格处理、变更处罚措施等。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执法部门违法创收，有执法权力“商品化”现象，乱收费、乱罚款、乱扣押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推诿扯皮。个别执法部门对人民群众报的“小案”，常常采取推诿、拖延或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踢皮球”，推向基层或者其他部门。
四是取证草率。有的办案民警对证据该取的不取，该固定的不固定；有的甚至将物证、书证遗失掉；极个别的仅凭口供、证言就草率定案结案。草草取证，草草办案，草草结论。
五是程序违法。有的该使用传唤证传唤的不使用，口头“交待”；有的不仅随意扣押物品，还打“白条”；还有的不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
（三）城镇和农村群防群治措施落实不够
一是基层政权组织职能弱化。部分镇、村的基层组织形同虚设，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对当地的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做到正确化解和排除，不能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是情报信息不准，帮教工作做得不够。一些对共产党执政居心不良者，特别是劳教、刑释人员，以及“法轮功”残余分子唯恐天下不乱，伺机作祟，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制造矛盾，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三是合理疏散和引导农民再就业工作不够。特别是对企业改制下岗、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三农”问题、移民安置等问题，宣传发动做得不够，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很好解决，造成后遗症。
三、准确预测今后一个时期信访问题的趋势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企业改制、人事劳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三农”问题、移民安置、以及各类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等因素，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引发的上访案件在一定时期仍然会成倍增加，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将大量存在。
（一）一些领导同志对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往往会使一些信访案件久拖不决。
基层个别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同志，表里不一，避重就轻，在口头上、会议上、文件上强调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但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把解决信访问题摆上应有的重要位置；重视刑事、治安案件的查处，擅长文字数据游戏，沽名钓誉，取悦上级，忽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轻描淡写，甚至不闻不问、束之高阁，导致人民群众久访不息。
（二）一些办案民警法律素质低，对一些案件的处置留有隐患。
一些办案的人民警察由于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法律培训，加之平时不注重主动学习，往往对常用的法律法规一知半解。特别是在一些信访部门工作的同志，年老体弱、业务素质不高、执法水平低，往往凭经验办事、凭感觉执法，必然导致当事人重复上访、越级上访。
（三）执法环境影响依法办案，将助长信访案件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民警难以摆脱“关系户”、“人情网”、“领导意思”的束缚，不可避免地把个人感情恩怨夹杂在执法办案之中，难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造成当事人双方不服裁决和处理，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到处投递上访信件，造成极坏影响。
（四）执法监督不力，致使错案屡禁不止。
一些监督部门工作作风拖沓，原则性、责任心不强，发现执法过错或是视而不见，或是轻描淡写，缺乏深究细查，一追到底的工作态度和监督意识；有的法制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工作方法不当，找不准问题的症结，不能依据相关法规发现违规执法现象，造成执法过错长期得不到纠正和追究。
（五）城乡各类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将更加突出。
在新的形势下，企业改制、人事劳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三农”问题、移民安置等问题，由于配套的为民便民利民的措施跟不上，一时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不可避免的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引发各类矛盾纠纷，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四、妥善把握处置公安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
公安信访活动作为化解警民矛盾的有效载体，应该成为解民忧、排民难、息民怨、消民怒、聚民心、鼓民劲的一条重要渠道，其功能应该体现在对公安执法的监督和协调上，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体现在改进警民关系上，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体现在促进公安队伍建设上。所以，公安机关都要心中有民，忧民之所忧，保民之所安，乐民之所乐，把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作为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认真落到实处。
（一）认真对待，重视首访，严格受理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