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




湖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以工代赈管理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04〕49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湖北省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湖北省以工代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以工代赈管理,充分发挥以工代赈资金效益,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针对以工代赈特点和新阶段我省扶贫开发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使用国家以工代赈资金的建设项目,均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　以工代赈是国家实施扶贫开发的综合性措施。通过投入资金或实物开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组织当地群众参加劳动获取报酬,以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第四条　以工代赈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分级负责。各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是以工代赈的主管部门,在同级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家以工代赈方针政策,组织和协调以工代赈工作,对以工代赈项目和资金实施全过程管理。

第二章　实施范围和建设内容

第五条　以工代赈实施范围主要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兼顾省定贫困地区。

　　第六条　以工代赈主要用于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一)基本农田。包括开发耕地、改造中低产田等工程建设。

　　(二)农田水利。农田排灌所需要的小型水利工程和渠系配套工程建设。

　　(三)县乡村道路。由县城或公路主干道通往乡、村的公路建设,乡村之间的连接路段建设,扶贫开发重点项目的配套公路建设,以及桥、涵等工程建设。道路建设不包括国道、省道及相关的工程建设,建设等级一般不超过四级。

　　(四)人畜饮水工程。解决农村贫困群众及大牲畜饮水问题所必需的小型水源工程、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

　　(五)小流域综合治理。通过建坝筑堤、护岸固土和造林种草等措施进行综合开发治理,改善小流域生态环境。

　　(六)草场。以围栏、种草、封育等措施为主进行的草场恢复和改良。

　　(七)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主要是为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群众的搬迁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安置地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八)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安排的其它建设内容。

第三章　计划管理

第七条　以工代赈计划根据中央和省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政策措施及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的要求,按照扶贫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连片开发、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编制。

　　第八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定要求,结合全省各贫困区域的贫困状况、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现状,以及项目前期工作进度、项目建设管理方面的因素,提出县市以工代赈计划初步分配方案,商省财政、扶贫部门研究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负责提出本级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征求同级财政、扶贫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并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于每年1月底前上报市州发展改革(计划)部门核准,抄送同级财政、扶贫部门。市州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核准意见,并汇总编制本级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于每年2月中旬上报省发展改革部门备案,抄送同级财 政、扶贫部门。省发展改革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备案意见,并按国家规定的时间及时汇总编制全省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十条　国家以工代赈计划下达后,省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实际计划资金规模和省委、省政府交办事项等情况,对县市以工代赈计划初步分配规模作适当调整,并征求县市对项目的相应调整意见后,及时下达全省以工代赈项目计划,抄送省财政、扶贫部门,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各市、州、县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在上级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下达后,分别应于15天内下达本级以工代赈项目计划,同时抄送同级财政、扶贫部门,抄报上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一经下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变更。如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变更的,须于计划下达之日起1个月内,报经省发展改革部门审查批准。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二条　以工代赈项目,参照基本建设程序组织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要根据本级以工代赈建设规划,做好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工作,建立本级以工代赈项目库。没有纳入以工代赈项目库的,原则上不能纳入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申报。

　　第十四条　除跨县区的断头公路、流域治理等以工代赈项目由市州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审批外,其它以工代赈项目由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自行审批。

　　以工代赈投资50万元以下的项目,项目单位应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按程序报批;以工代赈投资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下同)、100万元以下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委托相应设计单位,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度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按程序报批;以工代赈投资100万元以上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或咨询单位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程序报批。

　　第十五条　凡未经审批的项目,不得纳入年度以工代赈建议计划申报。

　　第十六条　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除技术复杂的工程项目外,要优先组织当地贫困群众参加建设,并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标准由各地参照农民出工获得报酬的平均水平制定,劳动报酬总规模原则上控制在各地以工代赈投资的15%以上。劳动报酬要及时发放,严禁拖欠。

　　第十七条　以工代赈项目推行项目单位责任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管理。

　　县市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下达后,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应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建设责任书,明确项目责任人、技术负责人及相关责任。

　　以工代赈项目的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以及建后管护等,都要依法签订合同,明确质量要求、时限要求、履约担保和违约责任等。

　　以工代赈建设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要及时向同级发展改革(计划)、财政部门报送工程完成情况、决算报告,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由项目审批部门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时,要对照项目实施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逐项检查实施内容,写出竣工验收鉴定书。凡不符合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的,不予验收并责令返工直至达到要求。返工造成的损失,由相应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负责。

　　第十八条　以工代赈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及时办理工程移交手续,明确管理主体,制定管理措施,落实工程使用和养护管理方案,确保项目效益持续发挥。

　　第十九条　以工代赈重点项目,应设立简易工程标志,统一标注为“以工代赈××××工程”,以便核查、验收。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条　以工代赈资金由财政部门按照同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下达的以工代赈计划拨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以工代赈计划资金投向,滞留、挪用、挤占、抵扣以工代赈资金。

　　第二十一条　以工代赈资金一律通过财政扶贫资金专户拨付,实行专户管理、专项下达、封闭运行。省、市以工代赈资金,在同级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下达后15天内分别一次性拨付到市、县。要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要求,配套制定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办法。

　　第二十二条　县市以工代赈资金推行报账制,项目单位必须实行专账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应根据工程实施进度对项目单位提出的用款申请及时进行审核,对同意拨款的,开具《以工代赈建设项目拨款通知单》;对不同意拨款的,要签署明确意见。

　　第二十四条　县市财政部门应根据同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开具的《以工代赈建设项目拨款通知单》,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报账凭证及时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尽快拨付资金;对不符合要求的,要在《以工代赈建设项目拨款通知单》上签署明确意见。

　　第二十五条　为及时启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在以工代赈计划下达到县市后,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可根据项目单位申请,商同级财政部门预拨30-50%的项目建设资金。预拨资金在项目竣工结算时按规定程序抵扣。

　　第二十六条　国家和省下达的以工代赈项目管理费,应用于以工代赈项目评估、计划编制、检查验收、成果宣传、档案管理、以工代赈会议经费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在以工代赈资金中另行提取项目管理费用和其它费用。

　　第二十七条　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筹措以工代赈配套资金,落实到以工代赈建设项目,并与以工代赈资金统筹安排、集中使用。

第六章　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八条　各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要会同财政、扶贫、审计、稽察等部门,加强以工代赈计划执行、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和财务管理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制度。如发现问题,要限期整改,及时纠正。

　　第二十九条　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年底前要组织本年度以工代赈计划执行和资金使用的全面自查和总结,根据上年度各单项工程验收情况写出上年度项目总体评价报告,在申报年度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时一并提交市州发展改革(计划)部门。

　　第三十条　市州发展改革(计划)部门每年2月中旬前应对所辖县市上年度以工代赈计划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组织抽查,并对县市上报的总体评价报告进行核查,形成市州年度以工代赈计划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总结、总体评价报告,在申报年度以工代赈项目建议计划时一并提交省发展改革部门。

　　第三十一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应在每年6月底前对全省上年度以工代赈计划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组织抽查和重点稽察,并综合汇总各地上年度以工代赈计划执行情况,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三十二条　以工代赈项目推行公示制。县市发展改革(计划)部门要利用新闻媒体对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予以公告,乡镇政府要利用宣传专栏对本乡镇以工代赈项目予以公告,项目单位要在工程所在地对项目建设投资情况予以张榜公布。公告中要注明上级发展改革(计划)部门举报联系单位、通讯地址和电话,以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章　奖励和惩处

　　第三十三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要建立以工代赈管理综合考评机制,结合以工代赈检查、稽察、审计等情况,对各地以工代赈工作的组织和计划、资金、项目、工程管理等进行综合考评。要将综合考评结果通报全省,对以工代赈实施和管理工作成效突出的县市,在以工代赈计划安排中予以倾斜。

　　第三十四条　擅自改变年度项目计划的,按改变计划资金额,相应扣减下年度计划投资;对年底之前尚未将上年度以工代赈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或未完成上年度计划项目实施的,按未拨付资金额和未实施项目投资,相应扣减下年度计划两倍的投资;对挪用、挤占、抵扣以工代赈资金的,按挪用、挤占、抵扣资金额,相应扣减下年度计划三倍的投资。

　　针对上述问题,能自查自纠的,酌情予以处罚;对经省级检查发现但能及时整改到位的,按不同违规资金额减半予以处罚;对经省级检查发现又不能按期整改、问题特别严重的,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通报全省,并停止下年度以工代赈计划安排。

　　第三十五条　构成违规违纪的,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