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确立和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思考

隆文雄


情势变更原则，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事先不可预见的变更，如继续维持合同的有效性则显失公平，故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并免除当事人责任的一项法律原则。这里指的“情势”是法律关系成立时作为该法律关系存在前提的社会环境和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变更”则是指情势这种客观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化。
按国际法理论通说，假使因为合同标的物被破坏，或其它原因，如阻碍、迟滞的发生，使合同基础丧失，以至于后来履行合同实质上是履行一个与原订立合同的内容所不同的合同，且此后果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但合同义务又难以履行，诉诸法院时应由法官依照社会经济情况变化，协调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据此解释合同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实际上我国在制定合同法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体现这一原则，如我国承认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排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见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或能避免，或能克服它或它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一款，１９９６年第二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散件购销合同纠纷的案例等均体现情势变更原则理论。但合同法中却未见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

今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因此，今后我国与国外的经济交往会越来越频繁，而且会出现世界经济大交融的格局，情势变更会经常出现，欲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国在入世后有必要制定和适用情势变更则以弥补现行合同法中的空白。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最高人民法院应相应出台有情势变更原则内容的司法解释，为提高可操作性应规定适用情势变更的条件，如（１）适用情势变更必须有情势变更情形的发生，一般如国家法律、政策的修改或调整；发生战争；社会经济形式发生巨变；合同指向的特定标的物灭失；当事人丧失履行合同必须具备的特定行为能力等。（２）规定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情势变更情形必须是当事人不可能预料的，若情势变更情形是当事人能预料到的，则属合同的正常风险，当事人应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３）规定情势变更必须是用以消除不公平的后果。情势变更必须是对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如继续保持其效力便会带来利益显失公平的结果，而且利益不公平的程度必须很高，包括债务人履行困难、债权人受领不足及其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４）规定情势变更必须发生在民事法律关系成立之后，消灭之前，如法律关系成立之前情势就已变更，该法律关系则不存在情势变更的问题，如当事人不知情势已发生变更而订立合同则属于其自身过失的问题；如法律关系消灭后才发生的情势变更，自然不得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等情形。

二、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决民商事纠纷，一般应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法律关系，若有情势变化引起小范围利益不公平，可使债务人减少或增加给付，使权利义务趋于平衡，消除因情势变更造成不公平的结果，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如情势变更引起不公平的范围过大，以致无法在原有基础上调整至公平状态，可解除合同并可免除合同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此，确立情势变更原则应赋予显失公平方的再交涉权，即情势变更出现后与相对方重新协商，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的权利。但为限制诉权滥用，还应规定显失公平方行使再交涉权的时间期限，让相对方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另一方面还应规定相对方是否同意协商的考虑期限以及同意后变更或处理合同善后事宜的期限，以防止相对方借故拖延时间，影响行使情势变更的权利。

由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属于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调整，故请求人应当通过诉讼或仲裁才可行使该项权利。由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就情势变更发生的原因及情况负举证责任。下级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裁决后应将案例呈报上级法院备查，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权。

三、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还应与正常经营风险区别开来。一般来说，因纯粹市场风险导致价格涨落不能构成情势变更的原因，因为经济合同中所约定的价格通常是固定的，价格的变动完全取决于价值规律发生作用，这是一种正常风险，这种风险可以预测，这与情势变更的发生不能预测的特征相悖，如果把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混淆，则背离情势变更的立法初衷。

四、适用情势变更一般会产生下列后果：（１）增加或减少给付。在有些情况下，因情势变更出现，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给付责任，必然致使一方利益严重受损，因此需要变更给付条款和给付数量；（２）分期或延期履行。这种情形适用于情势变更的出现导致不能按期履行的情况；（３）拒绝先行给付。适用于因情势变更出现导致先行给付不能的情况；（４）解除合同。当情势变更的出现致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时，只能解除合同。总而言之，当事人履行了不能预见的显失公平的给付时，即享有情势变更请求权，可变更或解除有效合同，请求对方当事人返还不公平所得。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案的处理意见

195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
你院7月29日文呈字第84号来件已悉，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经研究后，特提出下面几点意见请研究处理。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是从革命整体利益出发而规定的。你院在批答宁夏省院和复魏诚的信中，将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这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第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立法原则是基于革命整体利益而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并非“迁就落后”。第二，革命军人包括指挥员和战斗员包括革命军队的全体成员，决不是只指战士而把干部除外，凡是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都须依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给以合法保护。第三，婚姻自由与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都是基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一共同原则，两者是统一的而且同是进步的，如把婚姻法第十九条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这就使婚姻法的统一性、进步性分割了，使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与婚姻自由的原则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东西，这种对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错误了解，很可能在工作上发生偏差，而对于魏诚来说，也将因此引起对婚姻法的错觉以至对立态度，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魏接到你院去信后的回信）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据此，我们意见，你院就婚姻法第十九条所作错误解释，应予必要的纠正。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这里系指一方为现役革命军人，而另一方则不是现役革命军人，从来件中了解魏张两人同是现役革命军人，他们是一九四六年在部队里结的婚，现在还同在一个建制部队里，因之，处理魏张婚姻纠纷，首先应该协同其所属部队机关慎重研究他们造成婚姻纠纷的主客观原因，争取和好实无可能，也应努力解除他们彼此间思想上的疙瘩，然后成立和解离婚或判决离婚。
三、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了解到，魏一方面对你院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解释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泛指他思想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组织对革命及对其个人前途流露出来一种消极思想，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因之你院有必要与魏诚所属兵团或军的政治机关协商的必要，从关心爱护干部的原则出发，找到他的思想症结，予以正确的解决，这可能是顺利处理魏张婚姻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张平生，也应教育其以革命同志的态度，来处理和魏的婚姻问题，引导其克服狭隘思想和对立情绪，（如1949年冬魏提出离婚，张认为自己处于被动是可耻的，不同意离婚，而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魏又拒绝接受）任何个人意气用事，对正确处理问题毫无益处，而影响所及将对革命不利，我们认为处理魏张婚姻纠纷，无论是和或离，必须针对他们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首先使他们在思想上靠拢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关键。
希将处理结果报来。

附：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一案究应如何处理的请示 文呈字第84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宁夏省人民法院呈报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的事实如下：
男方：魏诚，年30岁，四川巴中人，1932年参加革命，现任×××师×××团参谋长，家无其他人口及任何财产。
女方：张平生，年20岁，河北迁安人，1944年参加革命，土改后家有田52亩，房子3间。
双方于1946年6月间，经徐敏介绍定婚，同年10月结婚，结婚之后，魏疑张之品质不佳，行动不检，（可是魏自己于1947年曾在冀东十三分区和一个护士恋爱并曾向组织要求与张离婚未经批准）。张嫌魏之思想守旧，不信任他，她与男同志交言，魏疑发生爱情，与女同志接谈，魏疑调唆离婚，加之双方个性均强，日常争吵打架（张称魏常用手枪威胁，魏否认用枪），感情逐渐破裂，据张称前后提出离婚4次（据魏之书面及口供是3次）均经组织调解暂息。1949年冬先由魏提出离婚，张认为经魏提出离婚是可耻的，不同意。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经过团、师、军各单位调解无效，由宁夏军区政治部函送宁夏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经传讯双方并多方调解，但女方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男女一方坚决请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之规定，绝对要离婚，而男方魏诚坚持婚姻法第十九条：“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之规定，绝对不同意离婚，假若离婚的话，他情愿牺牲20余年的革命历史和张平生拼个死活，双方各执一条，相持不下，而其情况已到相当的严重。
（二）我院根据上述材料，于6月15日批答如下：从宁夏省人民法院所呈材料来看，两人感情一贯不合应当离婚，至男方依婚姻法第十九条，女方依婚姻法第十七条为根据，这是闹蹩扭的作法，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是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令该院好好加以说服，同时魏诚来信也以此内容作答。
（三）继魏诚于7月20日又来一封信，对法院表示不满，现抄原文如下：
你们于六月22日来信已收到了，关于你们的信内谈到的一切，我完全懂得，政府和政府法令我是完全拥护的，不过政府那些主观主义的人，官僚主义的人，我对他确有些不敢赞成，政府法令应该是根据实际问题来处理事情的，并不是空口说空话，我前信上的意见并不是说离婚不可以，而是请求政府要将内的若干道理给予辩别清楚，追求一个真理出来，不能马马虎虎。我也并不说要组织迁就我，我找不到老婆我不找，（封建所说穷人命苦）又有什么了不得呢ⅶ战事结束了政府有落脚之处要不要当兵的也无关系了，最多我斗争20年的来历到如此结果吧。从此看来斗争是个可耻的，可惜父母一生所养。
关于这个问题由你们随便处理吧！我不再谈别的，就是怎样谈马列主义，总之被人曲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ⅶ至于我个人进步不进步就在于我了。我完成了这样多年的革命任务，到今天完成了这样结果还不知将来又是如何，我还有什么可完成的呢ⅶ你们要我考虑，但我考虑总的结果和我个人的结论就在这里。
这里我最后的希望，请政府和军队开除军籍和政府的严格制裁，我们军队系统的兵团司令机关在西安，他们也清楚我这个人，你们可商谈办理此事，我是决心不愿再在军队服务下去了。我就要如此，政府也不要管我，别不多谈，咳一肚子冤气无处数诉，不再谈了，等你们办吧！
（四）由此看来婚姻法是进步的，但现在在下边有些干部还接受不了，如张平生和魏诚的婚姻案是，像这样的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请钧院指示为祷。
195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