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偷吃“天价葡萄”，何罪之有？

（湖北 武汉 王培荫）

基本据报道：２００３年８月７日凌晨，北京海淀警方巡逻至香山门头村幼儿园门前时，发现４名男子抬着一个可疑的编织袋。盘查后，警方发现４名男子的编织袋中放着偷来的４７斤科研用葡萄。经调查，其中一名男子因未成年被释放。据被盗单位称：这些葡萄的来历与普通葡萄不同，它们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投资４０万元、历经１０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民工的馋嘴之举令其中的２０余株试验链中断，损失无法估量。案发后，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被偷葡萄的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１２２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争议已久的估价问题经过检察院两次退补侦查后，“天价葡萄”最终估价是按照葡萄的市场价格估算，经过北京市物价局认定，三民工偷吃的葡萄价值仅为３７６元。
那么，究竟民工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呢？一时引得媒体和法律学人议论纷纷。 有认为涉嫌盗窃犯罪的，也有认为不构成犯罪的。笔者认为，本案中，民工盗窃“天价葡萄”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犯罪。主要理由如下：
正如周光权博士所言：“对类似案件是否能够定盗窃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行为人对于财产价值的特殊性是否能够认识。盗窃罪作为故意犯罪，行为人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要求行为人对于行为所侵害的对象要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三个方面：（１）被窃取的是财物；（２）是他人的财物；（３）是有相当价值之物。在这里，比较重要的是第三点，即被窃取的是有相当价值之物，对于无价值之物、价值极其低微之物实施窃取，不构成盗窃罪。行为人对财物的价值性必须有大致的认识，当然并不要求他有非常确定的认识。”
本案中，民工并未认识到被偷吃的葡萄是天价葡萄 （我们姑且承认本案中被偷吃的葡萄是天价葡萄，而不管最终物价局认定是仅为376元。），也不可能认识到被偷吃的葡萄是天价葡萄；况且一般人都不太可能认识到被偷吃的葡萄是天价葡萄，而只能认识到这种葡萄是一般的葡萄。另外，该案中，民工也不存在所谓概括的故意，即葡萄是低价或天价都在其故意的内容之中。因此，民工偷吃葡萄不是一种“违法性认识”的 错误，即缺乏对偷吃天价葡萄行为违法性与否的认识；而是对偷吃葡萄的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即民工对偷吃本为天价的葡萄，但是误认为其仅为一般的价格低微的葡萄。前者违法性认识的错误是一种法律的错误，一般认为，如古罗马法谚云“不知法律者不赦”，不阻却犯罪故意 （当然，现代刑法理论和立法中有所修正，并非无条件的一律认为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者不阻却犯罪故意）。后者是对行为性质认识的错误，属于事实错误，而一般认为，事实错误原则上是阻却犯罪故意的，对发生事实错误者，如果有过失且法律对该种过失有惩罚的规定，则适用该规定，否则不得处罚。对本案而言，以所谓“法律错误不阻却故意”而定罪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
本案中，民工缺乏对天价葡萄真实价值的认识，缺乏盗窃的犯罪故意，而盗窃罪是故意犯罪。无论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中坚持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还是按照古老的刑法格言“无犯意则无犯人”，本案中民工都不够成犯罪。哪怕葡萄在事后被认定为确实是天价，但是在偷吃时民工缺乏对葡萄是天价的认识，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就是客观归罪。




在中国历史上，宪法典翻译是与宪法文化和宪法学共同发展起来的，并对宪法文化与宪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宪法典翻译的历史概况

在百余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历程中，官方或者学者曾翻译出版过若干外国宪法典。这些宪法典对法制发展，尤其是宪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官方的宪法典翻译

自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政治改革特别是仿行宪政，成为清末的头等大事。1905年11月25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上谕，设立“考察政治馆”，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后，将数百种外国政治书籍交给考察政治馆，由其编译整理，官方对宪法典的翻译由此发轫。1907年8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为了适应预备立宪的需要，清廷决定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专门从事宪政研究。该机构一直工作到1911年6月23日才被裁撤，并入内阁。1913年以来，宪法典的翻译与编辑成为宪政建设与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为当时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不同时期宪法学发展需要，重视外国宪法典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组不仅翻译了苏联宪法，而且还搜集翻译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典。宪法起草委员会编辑的《世界各国宪法资料集》、《民主主义国家宪法选辑》等参考书对了解当时代表性国家的宪法，正确把握1954年宪法的历史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当时翻译出版外国宪法典有助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为完善本国宪法典和宪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民间的宪法典翻译

民间翻译宪法典的工作大致开始于戊戌变法之后。1901年，近代日文翻译家沈?翻译了伊藤博文的《日本宪法义解》，开启了民间翻译宪法典之风。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的宪法典翻译工作向精细化、全面化发展。1964年，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各国宪法汇编》(第一辑)。1981年，为配合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宪法分解资料》，把主要国家宪法文本进行翻译后，按照主题类型化并加以归类，以便于读者查阅。1997年，姜士林等主编的《世界宪法大全》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现在出版的这部《世界各国宪法》，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悉数译为中文，是迄今为止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宪法文本集。

二、宪法典翻译的价值与功能

翻译宪法文本、研究宪法文本，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年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顾1982年宪法实施30年的贡献、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回顾30年宪法的实施，我们要更加珍惜宪法实施的成就，更加重视宪法文本，用历史和客观的立场评价1982年宪法。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宪法》不仅具有纪念意义，对宪法发展与宪法学研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挖掘宪法典的文化与价值

从清末立宪算起，中国宪法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君主制与共和制、总统制与议会制、集权制与分权制等不同的宪法体制粉墨登场，促生了不同的宪法文本，这些文本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典，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传统。翻译和整理宪法文本，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客观而扎实的基础，便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宪法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准确把握宪法的历史背景。

宪法文本是特定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对宪法制度的了解和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文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并施行的宪法，实际上是宪法制度、思想、学说以及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要素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形成了宪法文本的多样性。

总之，宪法文化是一种综合的现象，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也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面对193个国家多样化的宪法文本，我们需要采取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否则会人为地割裂宪法制度、思想以及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二)了解国外宪制，推动本国宪法发展

所谓宪法典，就是制宪者通过制宪程序把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写在文本之中，形成本国的宪法。宪法文本就是用文字写下的一种宪法价值体系或者价值表达。阅读宪法文本时我们看到的是文字，但文字承载的是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展示的是这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借助宪法典，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一国的基本制度及其变迁、国家与公民、权力配置、外交政策、社会基本共识等。

中国的宪法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引进与移植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西方宪法学知识是中国宪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而宪法价值的普遍化、宪法保障方式的多样化，也成为一个国家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不可否认，学习外国宪法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与具体对策，而这必然要关涉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

宪法学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我们都要把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作为基本内容。熟悉宪法文本，认真地对待文本，有助于发挥宪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宪法运行机制的形式，使宪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三)促进比较宪法学的发展

在中国，比较宪法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西方宪法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最早建立的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及欧美、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比较宪法研究盛极一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与宪法实践的体验，有的学者开始出版比较宪法学的著作，其中，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最具代表性，反映了中国比较宪法学当时的学术水平。

介绍与翻译西方国家宪法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展开比较，而且这项活动本身就是比较方法的一种运用，并构成了比较宪法学展开的一项基础。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学者是通过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来研究宪法理论的，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的经验与认识成为学者思考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体系的知识基础与方法论基础，而宪法文本的翻译对比较宪法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比较宪法学已经成为中国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宪法学未来发展的思想来源之一。

(四)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

包括宪法典在内的宪法性法律文本的翻译，对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从20世纪初开始，在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学术界同时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的著作。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

当时，为了知识引进的需要与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学术界还专门成立了一些翻译机构，如译书汇编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西方近代宪法典翻译以及宪法学说的广泛介绍，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学术界分析社会问题，推进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工具，成为当时的志士仁人设计救国方案的参照系。

(五)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