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00年8月25日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代表国务院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所作的说明，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调整中央财政预算的议案。会议同意国务院提请审议的议案，决定：批准增发长期建设国债500亿元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议案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要求，国务院要在总结前两年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新增国债的安排使用。今年增发的国债应基本用于在建的国债项目建设，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促使这些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发挥效益。要加强国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所有国债投资项目都要按规定程序严格审批，坚决杜绝劣质工程，制止不合理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要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增发国债使用情况，年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题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落实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为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而努力!


关于提请审议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议案的说明


——2000年8月2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项怀诚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就今年增发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说明如下：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社会需求回升，经济效益改善，财政收入增长，金融运行平稳，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时期，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实践证明，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作出的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推进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缓解就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也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从而为国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和今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财政收入虽然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全年尚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财政增支因素较多。要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好势头，必须抓住机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保持必要的力度，通过增发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较多，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消费环境不够完善，仍然制约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国有企业的整体投资能力不强，非国有经济对投资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基本建设投资增幅偏低，保持投资持续增长的难度很大。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一些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原材料成本上升，都会直接制约外贸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第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结构调整还缺乏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持。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较强的新兴产业还处于成长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尚未形成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多数消费品价格继续回落，集中反映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第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亟需增加新的投入。前两年已经安排的部分国债投资项目尚未建成投产，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资金配套能力减弱，如果今年不增发一部分国债，加快建设进度，就会延误项目工期，影响投资效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要迈出实质性步伐，需要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力度，支持西部地区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尽快提高国际竞争力，还需要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满足居民的教育、文化、旅游等消费需求的增长，需要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为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缓解粮食仓储设施严重不足的矛盾，今明两年还需要建设一批国家储备粮库。
第四，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高技术优势，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景气；我周边国家和地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结构调整加快，增长势头强劲。面对世界经济迅速回升的势头，如果我们不加快自身发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加速进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虽然我国企业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但也为我国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适当增发国债尽快建成一批投资项目，并引导和调动社会投资，是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夯实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根据上述情况，国务院建议，今年下半年再增发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新增国债资金的使用安排将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新增国债将基本用于加快在建的国债项目建设，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二是新增国债全部列入中央预算，不再转贷地方。三是项目资金安排上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新增国债资金安排的主要内容是：（1）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2）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3）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200亿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4）企业技术改造，高技术产业化，城市轨道交通、环保等设备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辐射等重大科技项目。（5）城市环保项目建设，包括城市污水、垃圾处理，首都环境整治，"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污染治理，在京中央单位和高等学校煤改气工程。
增发国债将使我国国债规模扩大，增加财政以后年度的还债负担。但从国民经济相关指标测算和利弊关系权衡，增发国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上是有利的。第一，我国储蓄率较高，银行资金比较充裕，大量存款资金滞留在银行贷不出去，还要按期支付利息，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增加财政负担。继续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并将国债利息支出列入预算，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资源，有效发挥银行资金的作用，增加建设资金，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和消费。第二，当前银行利率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国债发行成本较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投入少、效益高，时机较好。第三，国内重要生产资料、粮食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原材料、一般设备等投资类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大，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有充分的物质保证，不会由此引发通货膨胀。第四，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财政收入总量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稳步增大，财政偿债能力会不断增强。
应该指出的是，国债资金来源于银行储蓄存款，是人民的血汗钱。我们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管好用好国债资金，确保国债投资发挥预期效应。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强化工程建设管理，落实监理制度，坚决杜绝劣质工程。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做好国债投资资金的使用监督工作，所有国债投资项目的预算和决算必须经过财政部门审定。要着手研究并对重点项目投资预算的执行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减少审批环节，缩短资金在途时间，避免资金挤占挪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建设项目的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监督管理，追踪问效，严防损失浪费。要加强对国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审计，对查出的问题要责令有关单位进行整改，否则将停止拨付相关财政资金。对违法违纪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
在加强国债资金监督管理的同时，我们将大力加强增收节支工作，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逃税、骗税，清理欠税，完善税制，减少税收流失，继续保持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反对铺张浪费。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支出的需要，并力争减少财政赤字。
这次增发的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为了支援西部大开发，国债项目不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而由中央财政性资金安排。因此，500亿元国债全部列入中央财政预算，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将由年初预算批准的2298亿元扩大到2798亿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国务院提出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我的说明完了，请审议。





贵州法学论坛征文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实践

尹科峰
（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遵义 563200）


[摘要]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其试点工作推动过程中引发了颇多争议。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和法律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国际交流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我国的公益诉讼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第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成功以后，贵州、黑龙江、江苏等地的检察机关相继进行了公益诉讼，但真正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则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至今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的公益诉讼达百起[1]。到目前为止，公益诉讼呈现的类型有平等权与反歧视案件，如就业年龄、就餐身份歧视案、省籍地域歧视案；教育权案件，如民工子女学校案、义务教育收费案；环境保护案件，如300名青岛市民状告规划局批准在音乐广场建设住宅区案件；消费者权利案件，如三毛入厕案等。还有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垄断案件，确认婚姻无效等影响公序良俗的案件。
虽然，现在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了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的规定，使得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显得“名不正、言不顺”，陷入非常尴尬的困惑境地。现在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讨论如火如荼，有支持的，有质疑的，有提出建议的。不管怎样，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大胆尝试，为我国最终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资料，至少也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况且，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充当的角色还很理想。
二、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司法制度来看，只有检察机关才能充当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角色。
（一）公益诉讼的界定
公益诉讼源于古罗马的法律制度，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为维护公共秩序提起公益诉讼，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出台标志着公益诉讼在美国的诞生，1914年美国的《克莱斯法》再次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日本、德国等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2]。
公益诉讼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一百多年，各国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公益诉讼的起源，还是从有关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来看，公益诉讼实际上是一定的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诉讼请求，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诉讼法律制度[3]。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与其它诉讼显著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权利义务连接点变成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当事人利益（直接利害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德国学家耶林这样解释：“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种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 [4]。在当今的理论体系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解释和理论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公共利益必定是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显著特点是公共性。
由此，本文认为共诉讼应当包括以下几类：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保护案、影响公序良俗案、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案等。
（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无法履行此职责
从我们国家现行的宪政体制来看，立法机关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享有最高的立法权，通过立法将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分别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三个机构。从现行的体制和实践来分析，立法机关是监督机关，但它针对的仅仅是一般监督，无法对具体的案件一一进行个别监督，立法机关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行使具体的监督权。针对公益诉讼这样的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例，立法机关宜采取立法的形式，赋予某一特定机关独立行使，自身不宜参与。
根据法理学的观点，民事诉讼都是坚持不告不理、审诉分离的基本原则。在我国，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民事诉讼中，严格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如果将公益诉讼的职责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将充当两个诉讼角色，自己诉讼，自己审判，这将严重破坏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无论如何，人民法院都是无法担当这一重任的。
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职权，其职责范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公益诉讼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被告就是行政机关。在我国各个地方、各个级别的行政机关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上级，那就是各级人民政府。如果将公益诉讼赋予某一行政机关，不管是新设立一个，还是在现有的行政机关中选择一个，都会形成是自家监督自家的情形，又会形成内部监督的模式。众所周知，内部监督模式是最无力的监督方式。所以，为了加大监督的力度，增强公益诉讼的效果，行政机关也无法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
（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1、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迄今为止，已出现的公益诉讼类型中，被告多是大型的公司、企业，还有就是行政机关，可以想象，能够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绝对不会是势力较小的组织或机构。而原告多是广大分散的人民群众，还有一部分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双方当事人处于极端的不平等的地位。即便有些受害方（有些公益诉讼根本就找不到明确的被害方）愿意并积极行使诉讼权利，难以排除某些个人产生“搭便车”的想法，使得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的参与度和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司法实践中，诉讼成本如此之大，诉讼风险也如此惊人，在面对诸如垄断、环境污染等大型案件时，有多少人会主动提起诉讼？所以，在实践中，存在不愿、不敢、不能等多种心理阻碍公益诉讼的发展。因此，如果仅仅依靠被害方行使诉讼权利，难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迫切需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机构负担此重任。
2、从检察权的性质看，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我国，关于检察权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主张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二是主张司法权说，认为与西方的司法权一样，与法院共同行使，只是与其分工不同而已；三是主张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四是主张法律监督权说[5]。
我们认为准确界定检察机关的性质应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司法宪政的特点出发。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因此不能把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监督权。这是我国最高法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性，我们必须在这一基本背景下分析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一种广泛而又抽象的权力，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宪法的授权以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6]。在公益诉讼中，某些行政单位本身违法、某些组织机构不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并因此造成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有违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包括对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监督，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它本身并没有诉讼实体权利和自身利益，仅仅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权，而不是实体处分的权能；它只是司法过程中的权力，而不是决定司法结果的权力；只是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权力，而不是对另一种权力给与实际处置的权力；是一种必需通过具体诉讼程序而实现的权力[7]，这些性质决定检察机关完全符合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要求，也并不违背检察权的性质。从另一个侧面看，检察机关积极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这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建立法律监督权的初衷。
3、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从另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许多法律集团中输入的一种现象，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它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法律移植的范围，一是外国的法律，二是国际法律和惯例，通称外国法[8]。从法制的现代化、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对外开放等各方面来看，法律移植都有其必要性。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并且大部分国家将这一职权赋予检察机关，不管是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都很理想。虽然，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法律移植。法律移植只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我们要学会鲁迅的“拿来主义”，善于吸取各个国家的优势所在，创造性的适用，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公益诉讼制度。
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与方式
为规范、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确保公益诉讼达到预定的目的，应对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和方式予以明确的规定。
(一)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应作严格的限制，否则在实践中将无法控制检察权的滥用和极易产生司法腐败。
前面已经谈到公益诉讼的界定，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污染案、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案等各种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案件都要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其中当事人可以自行诉讼的检察机关应尽量减少参与，以免检察权干涉私权。本文认为以下几种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由检察提起、参与：1、无法确认受害方或受害方无法履行的公益诉讼案件。比如国家作为受害方，国家不能担任原告参与公益诉讼。2、受害方不愿、不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在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不敢提起、参与进来，使得诉讼无法正常开展。比如垄断案件，垄断案件的被告方多是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大型企业，那些小型的公司、企业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要他们提起诉讼，无非是以卵击石，所以他们选择了不诉讼。3、受害方已经提起或参与进公益诉讼，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制约，比如取证困难，受被告方制约等情况，使得诉讼无法继续进行的案件。除了上面几种情形之外，检察机关应秉着极其谨慎的态度提起、参与公益诉讼。
（二）)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
针对上文所讨论的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秉着有利于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初衷选择各种不同方式。因为在当前的公益诉讼中，存在多种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存在多种形式，各种阻碍公益诉讼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式提起、参与公益诉讼。
本文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单独起诉、督促起诉和支持起诉等三种方式，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确保诉讼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对于受害人缺位或者无法履行原告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应采取单独起诉的方式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有条件履行原告职责却怠于履行，检察机关应采取发送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起诉，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对当事人处于弱势一方，无能力提起、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到诉讼当中，提供法律帮助，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
四、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完善
当前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存在于法无据的尴尬局面，为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在进行相关法律修改时，应着重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准确定位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地位和性质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过程中对其所处的地位有以下六种认识：1、处于当事人地位；2、处于法律监督机关代表人地位；3、处于程序意义上原告人地位，同时负有法律监督的任务；4、处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地位；5、处于公诉人地位；6、处于国家监诉人地位[9]。
本文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当是正当行使法律监督职责，处于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地位，与第三种观点有点类似。根据目前诉讼法通说，诉讼利益才是诉讼的根本，但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无任何实体意义上的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肯定不存在处于当事人地位。检察机关之所以能提起、参与公益诉讼，主要的原因是充当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当受害方怠于行使权利、无能力行使权利等情形发生时，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监督、帮助或代替受害方提起、参与诉讼，正是其履行监督者的职权。但这只是引起诉讼的正常开始或继续进行，并无具体的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只是处于程序意义上的原告。
（二）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诉讼权利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为了更加有效的履行自身的职责，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时，应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本文认为检擦机关单独提起诉讼时，享有一般的诉讼原告权利，比如调查取证权、撤回起诉权、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权、上诉权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时，应享有调查取证等支持、帮助当事人诉讼权、参与法庭辩论权、发表检察意见权等。检察机关督促起诉时，应享有宣读督促起诉意见书权等。同时，检察机关作为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单独提起诉讼时，享有不被反诉等特殊诉讼权利。


[参 考 文 献]
[1]苗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我见[J].消费导刊，2007，（4）.
[2] 肖易村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我见[J].检察实践，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