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　

2007年第54号令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特制定《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工程实验室是为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点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装备制约，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工程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依托企业、转制科研机构、科研院所或高校等设立的研究开发实体。
第三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开展重点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关键工艺的试验研究、重大装备样机及其关键部件的研制、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技术开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以及研究产业技术标准、培养工程技术创新人才、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应用、为行业提供技术服务等。
第四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建立先进的产业技术研发试验设施，形成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结构合理的创新团队，构建长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成为应用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有效渠道、产业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撑平台。
第五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原则：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要围绕重大工程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加强关键技术供给，提升产业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工程实验室要具有显著的专业技术特色、突出的产业技术优势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体现高水平、专业化。
国家工程实验室要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基础和条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增量投入带动原有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要充分发挥产学研等各方优势和积极性，可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有效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
第六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采用专家评审、竞争择优的方式推进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并对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予以适当投资补助。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组织部门，主要负责：
（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工程实验室有关政策，发布建设领域，指导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二）组织评审、审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对符合条件的国家工程实验室予以命名。
（三）编制和下达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四）组织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评价。
第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
（一）组织本地区或所属单位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申报和管理。
（二）组织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以及进行验收后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管理。
（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稽察、审计、监察和检查等各项工作。
（四）对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安排适当的配套资金，并通过相关计划支持其发展。
第九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责：
（一）按照有关批复文件的要求，实施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落实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的支撑条件，筹措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经费，保障国家工程实验室正常运行。
（二）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研发任务，保证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开放和共享，为国家相关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工程提供研发和试验条件。
（三）按照有关要求向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和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情况。


第三章 申报与审理


第十条 拟申请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的单位，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建设领域等要求，委托本领域具有甲级资质的工程设计或咨询单位编写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大纲见附件），报相应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一条 申请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的研发，具有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经历，具备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
（二）申请单位应在本领域具有先进的研发试验设施和相应的技术创新团队，拥有一批能够带动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研发成果和技术储备。
（三）提出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定位明确，发展思路清晰，任务、目标合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规范。
（四）符合国家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主管部门对有关条件进行审查后，将符合要求的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审核批复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并对国家工程实验室予以命名。
第十四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批复实施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待建设项目完成后，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并将验收结论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五条 对于拟申请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但不需要国家投资的，申请单位应参照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有关要求提出国家工程实验室申请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审理程序与同领域的其他项目一并进行审理，择优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复并命名。
第十六条 对于中央预算内资金采取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实行运行情况年报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应按时将年度运行总结报告上报主管部门；年度报告主要包括科研基础设施与条件运行状况、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技术研发重大进展以及其它相关情况和建议等。主管部门将上年度运行总结报告审核、汇总后于每年四月底之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八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实行优胜劣汰、动态调整的运行评价管理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委托相关中介评价机构定期对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运行评价。
第十九条 评价程序：
（一）国家工程实验室根据有关要求将评价材料报主管部门。
（二）主管部门对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相关中介评价机构对上报材料及相关情况进行核查与评价。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和发布评价结果。
第二十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相关研发工作的情况；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以及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研发试验设施建设和利用情况；产学研合作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情况；项目建设单位对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保障作用等。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具体要求另行制订。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基本合格、不合格。被评为优秀和良好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发展需要择优对其后续的创新能力建设给予进一步支持。被评为基本合格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给予警告，并由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整改。被评为不合格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将予以撤销。
第二十二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名称、项目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如需变更，须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等需要以及国家工程实验室实际运行状况，对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重组、整合或撤销。
第二十三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和运行中出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责令其限期整改，核减、停止拨付或收回国家补贴资金，撤销国家工程实验室，并可视情节轻重提请或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一）擅自改变项目建设目标、规模、内容。
（二）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会计核算不规范；国家资金未按规定要求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违反项目资金使用规定，截留、挤占和挪用国家资金。
（三）有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环境等问题，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和较坏社会影响。
（四）有重大弄虚作假、伪造或瞒报行为。
（五）有其它有关情况，造成严重后果。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有关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的其他要求按照《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统一命名为：“XX国家工程实验室”，英文名称为：“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XX”。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二〇〇七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附件：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大纲

附件:


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

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大纲


一、项目摘要
二、项目建设的依据、背景与意义
三、技术发展与应用前景分析
1、国内外技术状况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2、技术发展的比较
四、主要方向、任务与目标
1、国家工程实验室拟突破的技术方向
2、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主要功能与任务
3、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近期和中期目标
五、组织机构、管理与运行机制
1、项目法人单位概况
2、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机构设置与职责
3、主要技术带头人、管理人员概况及技术团队情况
4、运行和管理机制
六、建设方案
1、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与建设地点（包括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及其合理性）
2、项目招标内容（适用于申请国家补贴资金500万元及以上的投资项目）
七、节能及环境影响
1、节能分析
2、环境影响评价
八、项目实施进度与管理
1、建设周期
2、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3、建设期的项目管理
九、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1、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2、建设投资估算
3、分年投资计划表
4、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其落实情况
5、国家安排资金的具体使用方案
十、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分析
2、社会效益分析
十一、项目风险分析
1、技术风险
2、技术应用及市场风险
3、其它风险
十二、其它需说明的问题
十三、相关文件所要求的附件、附图、附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石?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这样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造成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许多案件没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员为实现办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实现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许诺与实际后果明显脱节，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审讯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严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施行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主张“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塑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无论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现实的有效性还是内在的逻辑性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继续适用无疑是不可取的，故笔者建议对其做如下调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保持沉默。
取消现行刑法第79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义务，立法明文规定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沉默权”。 即笔者认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㈡在法条中明确将“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笔者以为，自首的实质应当是坦白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们在立法上界定为自首。由此可见，“坦白从宽”也应当作为“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即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体现立法者对此项立法的初衷。 对坦白者之所以要求从宽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到案后能够坦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则相对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工作的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易于改造，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能达到刑罚目的；二是因为坦白行为协助了司法，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需要对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因此而对其他违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认罪是悔过的前提和改造的起点，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司法目的的实现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结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休矣！该政策从一个“有罪推定”的错误逻辑大前提出发，既没有取得现实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则的退位，让我们听到了我国司法文明前进的脚步声，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嬗变与趋新。在现代司法文明日益彰显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行使司法权利的同时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让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诠释。　


参考书目：

1、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
2、 王金利《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3月18日
3、 朱凯《试论“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的本质区别》北大法律信息网
4、 金泽刚《沉默权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选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