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48号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已由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0年7月23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公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7月23日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1999年11月27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7月23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 2010年7月23日公布 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活动。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消防业务经费和消防设施维护费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的消防安全委员会应当定期研究并协调解决消防工作重大事项，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列入年度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予以立项；在审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时，应当审查有关公共消防设施的投资计划。
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依法对危险化学品的从业单位在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消防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市政、通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消防供水、消防通信等公共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设施完好，水量、水压充足，信息畅通。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指导、监督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做好消防知识的教育、教学和培训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消防工作。
第六条 铁路、交通、民航系统的消防工作，由其设立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工负责。管辖范围不明确的，由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鼓励、支持个人参加消防志愿者组织和消防志愿服务活动，定期开展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培训。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在公共场所设立消防宣传栏和消防安全标识。
广播、电视、报刊、通信、网络等传播媒体应当无偿开展消防安全公益宣传，确保一定的消防公益宣传发布量。
第八条　每年十一月九日为消防日，每年十一月为消防安全宣传月。

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下一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施消防安全责任考评。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分管消防安全工作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合伙企业中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或者全体合伙人是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
单位应当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执行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制定和组织实施消防发展规划，建立、落实、完善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责任制；
　（二）组织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三）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备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队（站）的装备；
　（四）定期组织消防安全检查，及时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五）组织扑救火灾；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二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宣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三）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
（四）组织消防安全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工作；
（六）发生火灾时，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灭火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对单位和个人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实施消防行政许可，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二）参与编制城乡消防规划；
（三）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四）依法开展消防产品监督工作；
（五）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组织消防安全培训，指导消防队伍的建设；
（六）推进消防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消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七）依法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八）组织灭火救援和依照国家规定参加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四条 公安派出所应当在上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单位和场所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三）督促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防火、灭火措施；
（四）按照职责范围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五）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监督检查范围由省公安机关确定。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宣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二）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健全消防安全制度，督促村民、居民遵守；
（三）开展防火安全检查；
（四）建立志愿消防队，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有条件的可以配备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五）发生火灾时，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灭火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在服务区域内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保障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二）负责管理、维护、保养公共消防设施和器材，确保公共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三）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参加消防安全培训和进行消防演练；
（四）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开展日常的火灾防范和扑救工作；
（五）对妨碍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以及破坏公共消防设施、器材的行为，及时制止；制止无效的，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
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进行消防安全自我管理。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协助。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保证施工现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二）按照国家规定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三）铺设临时消防供水管道，设置临时消火栓，保证消防水源；
（四）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员工集体宿舍与作业区应当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
施工单位不得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第十八条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组织制定、实施本单位消防工作规划；
（二）确保本单位为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三）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组织制定和落实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四）组织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五）组织防火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问题；
（六）保证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使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完善消防设施；
（七）支持配合公安消防队、政府专职消防队进行灭火救援应急演练；
（八）发生火灾时，及时组织人员疏散和扑救；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九条 公民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义务：
（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维护消防安全；
（二）预防火灾，维护公共消防设施；
（三）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四）发现火灾应当立即报警，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不得谎报火警；
（五）火灾扑灭后，相关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
（六）任何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义务。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消防规划组织改造供水管网、修建消火栓、消防水池和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确保消防用水。
城镇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市政供水、通信以及其他主管部门增建、改建、配置、进行技术改造、维修和管理，由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设施、消防装备进行验收和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规划新建、扩建和改建城镇，应当组织规划、消防、市政建设、市政供水等有关部门对城乡消防安全布局、消防队（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建设进行规划，与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同步发展。
第二十二条 地下单体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居住建筑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组织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依法不需要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之前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第二十四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火灾风险防范机制，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经检查不符合要求或者未经检查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已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依法投入使用、营业的公众聚集场所，变更名称、主要负责人的，应当依法申请办理消防安全检查事项变更登记手续。
对已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依法投入使用、营业的公众聚集场所因消防安全隐患或者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被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撤销原同意其投入使用、营业的消防安全检查决定。
第二十五条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装修、装饰施工过程中，室内装修防火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见证取样和抽样检验。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对消防产品的使用和维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抽查，并将消防产品监督检查或者抽查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抽查和消防安全检查时，建设单位应当提供消防产品来源的证明。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或者备案前，消防设施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检测合格。
建筑消防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和落实消防设施的管理、检查、检测、维修、保养、建档等工作制度，对建筑消防设施、电器设备、电气线路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检测报告存档备查。
第二十八条 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电气防火技术检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获得相应的资质。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接受委托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服务质量负责。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取得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检验、检测场地；
（三）具备相应的检验、检测的设施、设备；
（四）具有健全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和消防技术服务质量保证体系；
（五）具有相应数量取得消防技术服务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条 在本省申请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应当向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二）办公场所和检验、检测场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三）从事技术服务所需的设施、设备清单和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检验认证资料、出厂合格证；
（四）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五）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和消防技术服务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六）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明和执业资格证书及其名录。
第三十一条 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三十二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执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交有相应资格的证明资料进行备案。
第三十三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以外的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第三十四条 按照国家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建设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房地产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建筑物或者场所出租使用的，产权单位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场所或者建筑物符合消防安全条件，与使用单位或者承包、承租单位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未以书面形式明确的，产权单位对公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使用单位或者承包、承租单位对使用的建筑物或者场所的消防安全负责。
第三十六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不得设置影响疏散的分隔设施。
第三十七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
（一）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二）专职消防队员；
（三）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保养、监理人员和消防控制室的管理人员；
（四）从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装卸工作涉及消防安全的操作人员；
（五）消防产品的检验维修人员；
（六）其他依法需要培训的人员。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控制室的管理人员、易燃易爆危险品保管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上岗证书。
第三十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应当健全火灾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履行消防安全责任，保障公众安全，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保险人应当在承保前对投保单位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在保险期间内，及时向投保单位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安全隐患的书面建议。
第三十九条 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按照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在明显位置设置疏散示意图或者通过张贴图画、广播、视像等方式，向公众宣传防火、灭火、疏散、逃生等方法。
歌舞娱乐场所及其包房内应当设置声音或者视像警报，在火灾发生初期及时播送火灾警报，引导人员安全疏散。
第四十条 禁止在公众聚集场所室内存放或者使用烟花、爆竹以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险品。
第四十一条 管理储存可燃物资仓库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采取消防安全措施，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第四章 消防组织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普通消防站和特勤消防站。
已纳入城乡规划的消防站建设用地，不得擅自改变其用途。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需要，组建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志愿消防队应当配备一定的消防器材装备，定期进行灭火训练，掌握防火、灭火知识和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增强火灾扑救的能力。
第四十四条 专职消防队的组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为专职消防队员办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并为专职消防队员购买必要的商业保险。
第四十五条　对因参加有组织灭火救援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事故发生地或者伤亡人员工作生活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优抚或者安置。

第五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针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建立由公安、卫生、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救护、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气象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应急联动机制，定期组织演练。
相关单位抢险救援力量应当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调度，迅速赶赴灾害现场参与灭火救援。
第四十七条 供水、供电、供气、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应当设有与公安消防指挥中心连接的专线通信，并确保通信畅通。
第四十八条 火灾扑救工作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和其他参加火灾扑救的人员应当服从调动和指挥。
第四十九条 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火灾扑救现场警戒范围。
火灾扑灭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保护现场的实际需要，划定现场封闭范围，并设置警戒标记；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必要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交由当地公安派出所保护现场。
火灾原因调查完毕，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后方可解除现场封闭。
第五十条 赶赴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车、消防艇、抢险救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其正常功能未受到影响且未造成人员伤亡的，现场处置的交通警察应当先予放行，任务执行完毕后再进行交通事故处理。
第五十一条 火灾扑灭后，受损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报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并提供有关原始票据或者其他证明材料；难以提供证明材料的，应当聘请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鉴定意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报和证据材料统计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涉及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鉴定意见。
第五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火灾事故调查中发现有下列情形的，应当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和事故统计：
（一）有放火嫌疑的，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
（二）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火灾事故的，移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三）因爆炸物品爆炸引起火灾事故的，移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
（四）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的，移送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
(五)电力设备、设施因故障引起自身燃烧未蔓延至其他物品的，移送电力主管部门；
（六）发生燃气火灾事故的，移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本系统各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整改火灾隐患，保证社会公共消防安全。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在十五日内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火灾事故调查时，可以查阅、复制有关的发票、帐册、凭证、文件、业务函电和收集其他证明资料，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火灾事故现场，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消防安全执法联动机制。单位或者场所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给予责令停产停业处罚的，或者未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法予以查封、取缔，并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通过网络或者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存在严重消防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整改情况。
单位或者个人存在严重消防违法行为，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且逾期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依法处理的同时，可以建议有关机构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违法信息录入企业或者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第五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程序和时限进行消防行政许可和实施消防监督检查。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检举人、控告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占用、堵塞、封闭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或者对妨碍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的行为未及时制止和报告的；
（二）对公共消防设施、器材未进行管理、维护、保养或者对破坏公共消防设施、器材的行为未及时制止和报告的。
第六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责任，或者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处责令停止施工。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未使用不燃、难燃材料，导致产生消防安全隐患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情形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产停业：
（一）建筑面积为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对建筑消防设施或者电器设备、电气线路进行全面检测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按照下列情形处以罚款：
（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单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属于其他单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电气防火技术检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
（一）未取得相应执业资质从事消防技术服务的；
（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进行消防技术服务的。
第六十五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关人员未持证上岗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情形处以罚款：
（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属于其他场所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歌舞娱乐场所及其包房内未设置声音或者视像警报，或者人员密集场所未在明显位置设置疏散示意图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按照下列情形处以罚款：
（一）建筑面积为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管理储存可燃物资仓库未执行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导致产生消防安全隐患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情形处以罚款：
（一）建筑面积为一千平方米以上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单位未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安全责任，产生火灾事故，造成严重损失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造成一般火灾事故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造成较大火灾事故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造成重大火灾事故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造成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受到影响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通报监察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由监察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设工程、场所准予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备案抽查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
（三）利用消防行政许可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牟取利益；
（四）利用职务关系从事与消防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利用职权干扰消防行政许可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
（六）发现火灾隐患未责令并监督有关单位、个人进行整改；或者对火灾隐患单位、个人拒不整改的行为未及时处理；
（七）对危害消防安全的投诉、举报未及时处理；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消防安全责任参照本办法中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一）经营、使用公众聚集场所的；
（二）经营、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场所的；
　　（三）经营、使用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以上或者建筑层数两层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场所的。
第七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1999年11月27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同时废止。

中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韩宏伟
引 言
某农村曾发生这样一则案例：某村村长因自己家的果树于一夜之间被人全部砍毁，因怀疑某村民所为，请求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在缺乏证据、仅凭怀疑的情形下，公安人员对此人进行刑讯逼供，但这个村民并未屈打成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非法监禁期间，致使该村民身体多处受到严重伤害，最后确无有力证据，该村民被放回家。后来中间人从中说和，并施加一定的压力，此事村长给予两万元予以了结，然而该村民也起诉村长和公安局，虽然其接受和解时并不情愿。对于此事，虽然当时遭到全体村民的唾骂、斥责，但是几个月之后，此事亦了无声息。农民对法律的态度反映出其复杂的心理，这种心理变化的过程凸现出农民对法律缺乏信任是一种必然。并非是农民没有权利意识，而是这种权利意识让某种强势给压住了。
农民不愿意“打官司”，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存在“厌诉”或“耻诉”的传统价值观。但苏力先生则认为“厌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弊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诉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先生的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农村法治的普遍现状，反映出农民对法律消极的态度和惧怕的心理。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培育农民对法律的信仰不可或缺，但具体如何操作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一、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的关系
“信仰”是人类所持有的一种心理行为状态，其总是与宗教或某种主义相联系。《辞海》中对其这样解释的：“对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的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它意味着认同、尊崇、信奉。信仰是指人们关于终极价值的信念，是一种充满感情的、毫无置疑的接受，带有自发、非理性的特征。
法律信仰是一个涉及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敬仰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的姿态，是“社会主体对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 社会大众对法律的忠诚，是对法律之德性的一种认同和确信，表明人们愿意热忱地投入到捍卫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斗争中去，并把参与这种斗争视为自己神圣而又庄严的使命。以此为基础，公众能够在坚定的法律信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把法律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此而抗争、献身到底。
我们要构建法治化的国度，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其直接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整体进程。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能够推进农村的法治建设，在农村树立法律的权威性，使法律的价值自由发挥。
（一）农民法律信仰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
就理想的法治而言，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是统一的，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实质就是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农村法治建设的要旨首先强调的是农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势关怀，对农民自由的完善和发展的追求。其次，才是对体现其价值追求随之而衍生的法制文明的追求。农村法治建设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农民人格价值的尊重。农村法治建设的理想目标，就是去创设和维护一套乡土社会的原则、规范、程序和机构，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防止它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使农民有机会和条件享受合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农民对法律的信仰，最终指向的是法律的终极价值即实行法治，追求正义实现乡土秩序的公平与和谐运作，进而使农民权利得到实现和自然延展。鉴于此，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理想是统一的、契合的，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反映出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品质和意蕴，农村法治建设因农民的法律信仰凸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这正是农村法治现代化所需要的。因此，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和追求理所当然的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进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其地位自然不可低估。
就现实的法治而言，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法治建设实践的文化支撑点，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制度理念。我们知道，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都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其背后必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信念在支撑、影响着它。农村法治建设，并不是法律的强制下乡，也不是让农民被动的接受法律，或者因惧怕法律的惩罚而简单的守法。而是要让法律的公正价值，即代表一种制度理念和文化力量来深入农民的心里和情感之中，使农民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这样，农村法治之路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农村法治制度的确立，必须以农村深厚的乡土文化为土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生根发芽，更谈何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就像我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制定出若干部规范人们的法律，却不能希求人们在第二天就欣然接受这代表“人们利益和愿望”并为之带来福祉的“婴儿”。因此，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乡土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有机整合，是解决农村法治困境的关键。没有农民对法律的热切的信仰精神，法律将是苍白的、无力的，农村法治也终将只是一个梦想。
（二）农民法律信仰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融入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之中。”农民法律信仰和农村法治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推进农村法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民对法律逐步信仰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精神价值内化的过程。农民只有内生的自觉的法律信仰与外在的完善的立法、严格司法、执法等法治实践协调一致，形成有机的统一，才能达到一个运动整合的法治状态。
在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中，农民广泛、普遍的法律信仰会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能动作用，其为农村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首先，农民法律信仰整合了乡土社会的心理规范，为农村法治建设的有效推进奠定广泛的社会法治心理和情感基础。在农村要树立法律信仰，必须使得农民对法律具有心理上的皈依和情感上的依赖，这种对法律的强烈感情是农民最朴素的、非理性的心里表现。它使乡土秩序与法律规范达到默契，不仅使乡土文明得以自然延展，而且强化了法律的权威性，推动了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
其次，农民法律信仰蕴育、彰显出法治的精神，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理念基础。法律信仰是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对法律的一种相对科学的信仰。农民基于对法律的这种理性的信仰和尊崇，坚持对法律的价值即自由、秩序、正义、等法治精神的不断追求，并把这种行为转化为自己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影响整个乡土文明，使其符合农村法治现代化的要求，进而推动农村的法治建设。
再次，农民法律信仰调和了乡土社会的礼法秩序，引导并影响农民们的行为习惯，为农村法治建设一体化奠定了行为基础。在农村法治实践的各个层次和环节中，只有广大农民对法律的心里因素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转化为推进农村法治进程的物质力量。人的行为直接受其思想意识的支配，而法律信仰作为人们法律意识的理性的整合的结果和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对法律意识的要素具有统摄作用，因而能对人们的法律行为起到引导和决定作用。故此，在农民对法律的自觉信仰的指引下，农村法治建设之路才会更加顺利。
二、农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目前，法律信仰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这种境况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民对法律缺乏热爱与尊重，一方面是因为信仰法律的代价太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总给人一种不信任的感觉，老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没有温暖的气氛可言。法治是未来值得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目前中国要构建农村和谐的法治秩序，以怎样一种法治方式出现以及如何推行，的确是一种困惑。在评价中国二十多年的农村法治状况时，不难发现，尽管已形成了框架式的法律制度，但具体细节却很难令人满意，这是其一；其二是农民对执法状况和司法状况存在普遍的不满与失望，这种不满与失望反映了农民对法律的消极态度。更为突出的是：农民在接受、服从与运用法律时，远远没有达到对法律尊重和信仰的程度。因为立法“虽然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 “承诺与现实的距离愈加拉大，人们对法律和法制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 现实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刺激着农民对法律复杂的心理，使得农民对信仰法律的缺失成为一种必然，具体表现为：
首先，农民对立法产品的漠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国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结束了“无法可依”的时代，但法治的理想情怀却迅速滋生了许多冰冷的现实问题。农民对大多数法律、法规无从知晓，更不用说掌握与运用。法律并没有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的必需品，相反，却加深了农民对法律的陌生感。农民不了解法律，农村纠纷多数运用“托人”“上访”“私了”等非法律方式来解决。
其次，农民心中法律权威性的丧失。法治社会法律“至上”，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法律信仰的底线。伯尔曼有言,“法律与宗教共享的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种要素赋予了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且因此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情感。” 然而，在广大农村，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许多权大于法的现象使得农民认为法律无用，权力可以来主宰法律，权力可以解决许多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从而在农村滋生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反映了农民心中法律权威性的丧失。
再次，农民对法律价值的质疑。长期以来，农民习惯性的把法律看作是用来驾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一种工具，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的，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法律具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价值要素，看到的只是执法不公、司法腐败、法律虚置的表现，偶尔有一两件展现法律价值的判决，却是“迟来的正义”，这些现象使农民对法律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所以农民时刻想到的只是尽可能的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
农民对法律缺乏信任的态度和心理，反映出农村法治建设困境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因为农村特有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乡土规范影响着法治在农村的发展，这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问题，不是法律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如若法律不能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而是强行进入农村，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恰如孟德斯鸠所言：“用法律去改变法律所建立的东西，用习惯去改变习惯所确定了的东西；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是极糟的策略。” 因此，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现状和原因，需要我们认真思索和研究，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三、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法律信仰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之间从静态到动态的有机契合。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概况来说有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表现为农民自身的心理态度；客观因素表现为信仰的对象——法律的运作过程、完善程度、价值发挥以及法律所处的社会环境。
（一）人治传统因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培植了农民的“权力崇拜”和“权力至上”的信仰和权威观念。因为一个国家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权威存在，也就是说要培育一种信仰，这个信仰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就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因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太多，而民主法制传统却很少，所以，“唯权”“唯尊”“唯上”等人治观念使农民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农民不信任法律最终也就导致了其法律信仰的缺失。另外，对农村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来说，由于“权力崇拜”的人治思想观念影响，他们往往对法律缺乏敬畏感，认为其行为代表法律，其决定就是法律，其言行都是合乎正义和法律的。这本身就是“官本位”“权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在他们心中呈现的法律信仰的缺失状态，直接影响并加深了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程度。
人治宣扬的是“权力至上”，法治崇尚的是“法律至上”，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因为“一种权威的强化难免会意味着另一种权威的危机”。既然我们选择了在农村推行法治，就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摒弃人治的传统观念，如若人治的传统思想不改变，那么培育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法律制度因素。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体法律信仰的对象。对信仰的主体来说，良法的存在是内心法律信仰的基础。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关键就在于其拥有体现公平、正义和秩序价值的良法。良法从其价值上分析应该具有公正的规范体系，我国涉农法律也正向这一法律价值追求的方向努力，但纵观农村法律系统，其不尽人意之处依然存在：农村法律系统并没能解决二元制社会下的城乡差别，宪法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三农”立法中没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涉及农民利益保护的农村养老、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立法严重欠缺、滞后。这些表明农民在权利分配上并不平等，农民被现代中国法律不断推向边缘化。
另外，我们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存在失误，因为其并没有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我们并没有本土化的传统法律文化基础，有的只是礼俗社会的谦让、服从、宽容、安宁、和睦以及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价值同构，因为“一切社会关系都被乡土固有的伦理规则调整好了，法律只是在社会关系明显遭受破坏时才能派上用场。” 虽然西方的法治思想在鸦片战争之后传到中国，但其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则是以权力引导和制约社会的一种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它重视权力的作用，但却忽视了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的人治主义一拍即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因而更强化了我们独有的权力至上的思想。对此，梁治平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的现代化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仅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和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起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仰，而是一开始我们就不能信仰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长久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因此，法律制度的设计失误导致人们特别是农民对这种法律制度缺乏信仰，而且我们的法律制度大都是移植西方的，改革时总是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并且没有考虑到农村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乡土规范，所以，农民对法律产生不了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司法因素。司法不公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从法律的精神信仰上制约着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现代化的灵魂和关键，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的信仰指数。司法腐败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法律在农民心中最朴素的神圣地位，因为在农民潜在的权利意识中，法律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底线，合法权益唯有通过法律才能真正获得名份。
司法不公正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的热切信仰，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尽管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这项基本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从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的状况来看，司法总是不能摆脱来自各方面权力的干预，因而往往使得很小的纠纷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特别是在一些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同级政府，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在审判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判决。二是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妨碍着农村司法的公正。农民中流传的“法官肩上有天平，哪边钱多哪边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司法腐败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腐败可以通过司法来监督和遏制，这正是司法的价值之所在。如果司法本身就已经腐败，那就等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扇门也关闭了。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 当法律不能公正解决农民的纠纷时，农民就可能会起用最原始的暴力来解决，尽管这样会遭受牢狱之灾。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 三是农村司法队伍素质不高，司法水平比较低下。我国法院对司法审判人员的管理体制是“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地方人事管理部门为法院配备干部时，往往并不注重人员的业务素质，院长和副院长的安排也只是注重其行政级别而忽视其专业水平，复转军人进法院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司法队伍的业务素质不强，那么严格司法和提高裁判质量是很难实现的。农村司法不公的实质是司法者对法律的不信仰，既然司法人员不信仰法律，那么又有何理由让农民信仰它呢？
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文化因素。“礼俗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在研究启蒙时期社会思潮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与“法理社会”相对。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一种并不具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种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俱来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礼俗社会，这与礼俗社会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为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地缘性、非经济性、而且带有一定的愚昧性等内在特征，正是传统礼俗社会所凸显的。中国农村的九亿农民生活在礼俗社会中，尽管现代文明不断影响、冲击着乡土规范，加之法律下乡的不断推进，但农民还是不能完全摆脱礼俗社会的洗礼和影响。正如谢遐龄先生所言：“男孩长大了是男人，不会长成女人；女孩长大了是女人，不会长成男人。中国现代化了仍是‘中国社会（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不会是‘西方社会（理性社会）’”。生活在礼俗社会中的农民，他们拒斥法律的入侵，因为法律会打破乡土秩序的和谐与熟人社会的安宁。
礼俗社会讲求的是一种“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使得农村文明承载着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小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毕竟，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化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因此，农民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法律很难在农村立足，因为乡土规范在农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为什么农民并不像城市的市民那样，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很强呢？原因就在于：农民生活在一种较为安定的礼俗社会中，礼俗社会并不像城市社会中流动性、变化性、利益欲求性较强，人际关系较为淡漠，竞争激烈，礼俗社会讲求的是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可持续性秩序。因此，这就决定了法律宣扬的权利观念很难在农村站稳脚跟。因为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对簿公堂、上法庭是对传统礼俗秩序、乡土规范的破坏，是很伤面子的。乡土规范讲求“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是不合适宜的。即便最终胜诉，也会落下被孤立的不利格局。因为农民信奉的乡土规范被法治文明所击破，在农民心理，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并且，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谁诉诸法律被认为是一种“诈狂”的表现，会招致众人的非议，落得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故此，农民解决纠纷很难倾向于法律。当然，法律总给人一种不信任、难产的感觉。农民之间的纠纷用乡土规范解决，既维护了乡土秩序的安定和睦，又没有打破农村礼俗文明中社会地缘关系的熟人情节，这样或许比法治的解决方式更加科学，更合乎农村的情理。
在农民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乡土规范是最具权威的，尽管有时是违法的。农民对乡土规范的亲近，远离、拒斥法律，一旦有人用法律（尽管有时是合法的）手段或其他方式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秩序。那么，乡土社会的攻击武器—— “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见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然后是交往制裁——“人们可能拒绝协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们习惯了的社会关怀”， 使冒犯者在当地的行为支持系统被破坏掉。在此过程中，农民因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低于这种成本。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只能做出倾向于传统伦理或乡土规范的行为，除非其破坏这种规范的收益大于或远远大于这种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农民在不存在这种利益比较的场合，去服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其“并非根据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须如此，他被社会暗示住了。” 这是农民法律信仰的内部框架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相统一意义上的博弈过程，亦是其运作机制和存在状态。这种心理意义在于：避免将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所谓的各种传统，从而为以农村经济对农民家庭和行为的规定性为突破口，演示各种传统在农村中得以“存活”的机理和现代文明在农村中得以“存活，并自然延展”之缘由，并引导农民法律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农民对法律独特的信仰情节。
从乡土社会的整体认识来看，法律进入农村实际上是国家权力进入乡土社会进而排挤乡土规范的行为。国家权力与乡土权威的博弈，是对农村传统礼俗社会文化的一种挑战。传统礼俗文化排斥权力进而拒绝法律的侵入，农民受此影响，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因法律问题而遭受权利的被意外剥夺。农民选择乡土规范解决纠纷，因为熟人社会一般无需法律，没有人愿意因打官司被他所生活的社会孤立起来，因为在农村，面子有时比钱财更重要。如果农民奋不顾身去告状，那可能意味着他们或家人的身家性命已受到伤害或威胁，否则，一丁点权利的剥离是不会让农民大动干戈去告状的。福柯指出：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发生流变的关系。所以，当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进驻农村时，遭到乡土权威的弱化就不难想象。另外，法律要在农村寻求自己的阵地，村干部是不可或缺的，村干部名义上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但其更多的属于乡土社会，受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权利来对付法律，致使法律规定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因村干部可能改变，因为他们真正的根在农村。因此，苏力教授称：“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中，从中央政府散发出来的国家力量来到这似乎带有隐喻意味的‘沙漠边缘’，势必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另外，受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文化的影响，当国家法律与乡土规范发生冲突时，农民会存在认识性偏差。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是一个偏远的、据说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常常根据一些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其中有一条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规：媳妇虐待婆婆并且屡教不改的，族人可以把媳妇绑起来游街。恰好村里有一名媳妇经常虐待婆婆甚至打伤了婆婆，受到了全村人的谴责。山杠爷看不过，就命令人把这媳妇抓了起来，并根据村规把她游了村。游村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民间惩罚方式，该媳妇在羞愧与愤恨之下，自杀身亡。事情后来捅到了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在农民看来，村规民约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法律却要以“官方”的话语来压制乡土意见，这是国家法律对传统礼俗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的欺压与侵犯。乡土规范能够维护农村的和谐与安宁，为何还要法律来插一竿子？代表乡村权威的山杠爷的做法既然维护了全村人的利益，却为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有何理由让农民相信他们的做法是符合其长远的和谐的利益呢？或许，农民不理解国家法律给乡土社会带来的暂时性苦痛，即使从长远而言，它们是有利于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也可能不为农民所理解、认同和适用。这时的国家法律不过是浮在上面的标签，农民得不到看得见的实惠，怎么能对法律产生信仰？“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 这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深深思考的问题，也是农村法治进程受阻面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路径
法律的最高价值是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这种和谐表现为：法律的价值即自由、正义、秩序能够自由发挥，这样，社会大众的法律信仰才能树立。要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最根本的是重塑法律在农村的权威地位。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是关乎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全局性的两大问题，法律权威是法治现代化的客观动因，而法律信仰则是法治现代化的主观动因。因此，在农村树立法律权威和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是目前中国构建法治和谐社会必须完成的使命。
（一）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所需的内部土壤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的物质基础。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权益保障的物质基础。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农村法治有效实现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说明任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只有当社会具有保障其实现的经济文化条件时，它才是真正的权利。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农民在实现其权利的条件和效果上都有差别。目前中国农村还有许多农民尚未脱贫，因而，他们在接受教育，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法律维权方面存在极大的障碍。其实有些时候，当农民的身家性命、合法的权利受到威胁、损害时，他们也很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但因为诉讼成本太大（农民一般不可能丢下生产生活，耗费大量的人力、金钱、时间去打官司），所以农民更倾向于通过乡土规范来解决，尽管这样可能会心理不情愿。在农村，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通过“中间人”调节解决的（向受害者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农民需要的是权益保障的低成本，如果成本太大，一般是没有人选择的。农民只有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实的后盾，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去研习法律，走近法律。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内在条件之一。
2、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内化法律精神。
法律信仰产生在于法律精神的内化，而内化的重要途径则是学习，这是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农民通过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学习，消除对法律的陌生感，逐步认识到法律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因为，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无法产生对法的需求、渴望和敬仰，因为“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从另一方面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②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农村的法制宣传中，依然盛行着法律工具论的思想，只强调人们对法律的接受与服从，而忽略法律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活动，必须全面宣传法的价值，特别要突出法对农民的权利保护的价值，这样才能培育农民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使法律内化为农民至高无上的信仰。
3、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消除法律在农民心中的精神因素障碍。
法律的权威性，就是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检验法治是否和谐的基本尺度。作为一个法治原则，法律至上的科学性、合理性成为一种普遍原则而为人们所接受。要消除法律在农民心中的精神因素障碍，这就要求在农民中进行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认知能力；清除农村中残留的封建旧道德、腐朽思想。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农民对法律的热情和兴趣。能够赢得民心从而使法律成为农民信仰的对象，才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关键。只有当法律成为保护农民最高利益的主要依据，成为伸张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时，法律信仰才能树立。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要通过事实给农民带来看的见、摸的着的实惠，当农民发现法律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才会靠近法律、尊重法律、热爱法律、相信法律，进而信仰法律。正如谢晖教授所言，“一旦法律运行提供给人们以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最终带给主体以利益，那么，法律信仰的直接的、现实的行为——操作基础便被确立。” 要使法律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使其从纸上的条款，变成农民的生活准则，让法律至上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农民的意识中。恰如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由态度决定。” 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民难以自觉产生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也很难体会到法律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农民缺乏倾向法治的内在动因，他们并不是天然的法律要求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宣传法制时，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所创新，“办好一件案子，胜讲十堂法律课”的朴素道理，值得我们的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认真学习，公正的解决方式和结果是赢得农民从内心对法律进行认同和敬仰的关键，因为民心所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信仰。
（二）改革和完善有利于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各种外在社会制度
1、改革和完善“三农”立法制度，协调好法律与乡土规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