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制度/苏建召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5: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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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制度
苏建召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买卖合同解释》），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解释的文义可知，对于无权处分合同，一律视为有效。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第51条所作解释的一部分。
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订立后，取得权利人追认的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将解释与法律原文对照就会发现：司法解释对合同法第51条作出了修改：由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修改为效力恒定（一律有效）。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公布解释理由，我们也无从得知该条解释的出台缘由。笔者妄加揣测，这有可能与合同法第51条存在如下缺陷有关：
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仅及于无权处分人和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意思无关。而合同法第51条却规定以第三人（权利人）的意思决定合同效力，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此其一。
我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物权是否变动，或者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15条却以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最终能否履行为标准判断合同效力，同物权变动与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不符。此其二。
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与民法鼓励交易的宗旨相悖。此其三。
为了弥补上述缺陷，于是有了本条司法解释。这也许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该条解释的良好初衷。
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存在任何岐义。解决法条缺陷的正确途径是，通过立法机关进行法律修订。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没有行使自身的立法建议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修法建议，而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擅自“曲解”法律。这种以司法解释取代国家立法的现象，并非独此一例，而是时常发生。有人戏称该现象为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长期以来，国家法制的不健全与现有立法技术的粗陋、缺乏预见以及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为司法解释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司法人员对于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监督的缺位，更滋长了司法机关对解释权的恣意使用。
然而，司法解释赖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能成为司法解释“立法化”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意地改变国家立法或者是取代国家立法，那么法律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最终司法机关也会因此异化为一个集司法权、立法权于一身的不伦不类的强势机构。所以司法解释“立法化”带来的恶果不可小觑。
对此，全国人大不应再沉默。国为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仅享有最高立法权，而且享有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既然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那么，“两高”行使司法解释权时自然应当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若坐视司法机关随意侵入立法领域，便是立法机关的失职。
笔者认为，由全国人大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不仅法理依据充分，而且十分紧迫。具体构想是：凡需出台司法解释的，须由该司法机关的相关部门负责起草解释草案及解释理由，交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初步审议通过初审稿。然后将草案初审稿连同解释理由一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进行合法性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如法工委）出具审查意见。再交由司法机关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正式的司法解释文本。解释理由与司法解释一并向社会公布。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相抵触。
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便于立法机关运用监督权防范司法机关随意越位对法律进行“曲解”，从根本上治理司法解释的“立法化”问题。同时，该程序的建立便于立法机关及时发现和掌握法律修订的需求动态，把那些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确需修订的法律条文及时列入国家立法修订计划。从而推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真正步入各司其职、良性互动、规范发展的轨道。
苏建召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买卖合同解释》），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解释的文义可知，对于无权处分合同，一律视为有效。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第51条所作解释的一部分。
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订立后，取得权利人追认的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将解释与法律原文对照就会发现：司法解释对合同法第51条作出了修改：由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修改为效力恒定（一律有效）。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公布解释理由，我们也无从得知该条解释的出台缘由。笔者妄加揣测，这有可能与合同法第51条存在如下缺陷有关：
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仅及于无权处分人和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意思无关。而合同法第51条却规定以第三人（权利人）的意思决定合同效力，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此其一。
我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物权是否变动，或者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15条却以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最终能否履行为标准判断合同效力，同物权变动与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不符。此其二。
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与民法鼓励交易的宗旨相悖。此其三。
为了弥补上述缺陷，于是有了本条司法解释。这也许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该条解释的良好初衷。
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存在任何岐义。解决法条缺陷的正确途径是，通过立法机关进行法律修订。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没有行使自身的立法建议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修法建议，而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擅自“曲解”法律。这种以司法解释取代国家立法的现象，并非独此一例，而是时常发生。有人戏称该现象为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长期以来，国家法制的不健全与现有立法技术的粗陋、缺乏预见以及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为司法解释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司法人员对于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监督的缺位，更滋长了司法机关对解释权的恣意使用。
然而，司法解释赖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能成为司法解释“立法化”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意地改变国家立法或者是取代国家立法，那么法律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最终司法机关也会因此异化为一个集司法权、立法权于一身的不伦不类的强势机构。所以司法解释“立法化”带来的恶果不可小觑。
对此，全国人大不应再沉默。国为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仅享有最高立法权，而且享有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既然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那么，“两高”行使司法解释权时自然应当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若坐视司法机关随意侵入立法领域，便是立法机关的失职。
笔者认为，由全国人大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不仅法理依据充分，而且十分紧迫。具体构想是：凡需出台司法解释的，须由该司法机关的相关部门负责起草解释草案及解释理由，交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初步审议通过初审稿。然后将草案初审稿连同解释理由一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进行合法性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如法工委）出具审查意见。再交由司法机关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正式的司法解释文本。解释理由与司法解释一并向社会公布。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相抵触。
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便于立法机关运用监督权防范司法机关随意越位对法律进行“曲解”，从根本上治理司法解释的“立法化”问题。同时，该程序的建立便于立法机关及时发现和掌握法律修订的需求动态，把那些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确需修订的法律条文及时列入国家立法修订计划。从而推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真正步入各司其职、良性互动、规范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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